在我们的印象中,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强大的朝代,但就是在这顶峰时代,发生了“安史之乱”。从中央王朝的角度看到的是英雄豪杰平定叛乱的丰功伟绩,而从平民百姓的角度看,这是民族陷入了空前的灾难。在这个灾难当中,平民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命运。这血与火的民族灾难中,杜甫和百姓一起在煎熬忍受,写出了“三吏三别”那样真正的诗史。杜甫作诗史,他的家国情怀并不仅仅停留在家上,他更把国运放在第一位。在《新安吏》中,官军打了败仗,人口骤减,降低征兵年龄。在这种情境下,杜甫忍住内心的悲郁,出于民族大义,对这些孩子强颜勉励:
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
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在《垂老别》中,杜甫写及他年老而主动从军,虽悲且壮。
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
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
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
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
…………
虽然家庭残破了,但是,还要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对国家的责任。忍悲而壮,悲中有义,惨而有志。杜甫颠沛流离多年,到了成都,幸有高适、严武的照顾,安定下来,在成都建了个草堂,很破,屋顶还经常被风吹掉。他依靠的官员严武不在了以后,他就待不住了,想沿途下江回到长江下游,到江苏、浙江、安徽一带过太平日子。他日日夜夜考虑粮价,“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流”。
杜甫与李白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一个是穷得要饿死的人,一个是把喝酒当作职业的人,生命体验不同,诗歌的风格当然也就不可能相同:一个是现实主义的诗人,一个是浪漫主义的幻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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