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桥先生的几篇散文里提到,他在旧书店买到过一些非常好的书,有些甚至是初版、限印版。做为一名自以为的爱书人、读书人,对此,心里着实有些向往。试想想,手里如果能够有一本最早版本的《石头记》,该是怎么样一种感觉——自《石头记》问世以来,这几番是所有红迷们的奢望。如果人类真发展到了可以穿越历史的那一天,估计会有不计其数的人,选择穿越至曹雪芹写《石头记》的年代,为了拿到第一稿打破头。
事实上,谁家的书柜里没有几本旧书呢?
我所拥有的第一本旧书是《诗经选译》。余冠英先生编译,由于扉页已经撕去,所以无法知道是哪一年的版本了。薄薄的一本书,纸张黄且粗糙,封面上写着“WEIHONGXI”几个拼音字母以及购书日期“1960年11月15日”。从我记事开始,这本书便已经在我母亲的书柜里了,并且成为了刚开始识字不久的我心爱的读物。那个时候,可以供孩子读的儿童读物不像现在多如牛毛,充斥了大大小小的各种书店。也许正因为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所以便格外珍惜这本读起来比较活泼,不像其他书一样板着一副说教面孔的书。后来,我也买过不少版本的《诗经》,印刷精美,纸张优良,可每次说到诗经的时候,于第一时间跳到我脑海里的,还是这本纸张脆黄的旧书。
初中时,我从父母单位的图书馆借得一套繁体字的《大卫.科波菲尔》,应该是文革前的版本,不知是什么机缘,被酷爱外国文学的图书管理员购得。译文风格十分活泼,将大卫的姨奶奶译为“姨婆”,后来,我买过整套的狄更斯作品和各种版本的《大卫.科波菲尔》,却没有哪个版本及得上初中时看的那一版了。
同样的事情发生过多次。譬如说高一时从校图书馆借到的《源氏物语》,插图是彩色的浮世绘,十分精美,大学图书馆也是同样的版本。工作后手头略有余钱,马上去书店找,却至今都没有再找到那个版本的《源氏物语》了。
其实,排除掉某些版本的旧书有极大的升值空间这个因素,对旧书的迷恋,类似于对老朋友的感情。中国人喜欢说“衣不如新 ,人不如旧”。尤其是初次读到的书,总有那么一点先入为主,总觉得后来的版本不如原来读过的版本。
念旧这种感情,不仅只限于人与人之间,也同样发生在人与书之间。所以,每次清理房间时,我可以毫不犹豫地丢弃过时的旧衣物、不会再用的旧电器和其他物品,却舍不得丢掉一本旧书。
因为我害怕一旦把它们丢弃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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