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聊聊《野史·两晋秘史》中“赵廞起兵据蜀城”的事。
赵王伦矫诏征益州刺史赵廞入朝为“大长秋”，这位贾后姻亲于蜀中悚然一惊。朝廷权斗如深渊，一步踏错即粉身碎骨。赵廞心中顿生一念：晋室倾颓，何不自据蜀地？
这念头一发而不可收。他开仓赈济流民，厚结李特兄弟为爪牙。流民剽悍，蜀民怯懦——成都刺史耿滕敏锐嗅到危机，急奏朝廷：“主不能制客，必为乱阶！”劝令流民还乡。赵廞闻讯大怒，杀机已动。恰在此时，朝廷诏书抵达：耿滕接任益州刺史。
赵廞冷笑一声，千余仪仗队往迎耿滕于小城。耿滕的功曹陈恂急谏：“彼怨已深，岂可轻往？不如暂留观变！”耿滕嗤之以鼻，欣然赴“任”。益州城门开启瞬间，伏兵齐出，耿滕血溅当场。
连环计启幕。赵廞旋即挥军扑向西夷校尉陈总，主簿赵模两度疾呼：或速招义兵，或散财募勇！陈总却似游山玩水，踱至鱼浩津。赵廞大军迫至百里之外，赵模声嘶力竭：“事急矣！”陈总充耳不闻，士卒顷刻溃散。他仓促上马，未及十合即被斩落。
赵廞遂自称益州牧，更换僚属，俨然蜀中天子。李特兄弟的四千铁骑归附，更募得六郡壮勇二万，扼守北道。蜀地，已在血泊中易主。
这段血腥的独立之路，竟始于朝廷一纸调令。中央猜忌地方，地方惧祸谋反，循环相噬，无人幸免。耿滕、陈总两位朝廷命官，一个死于政治陷阱的诱饵，一个死于优柔寡断的迟钝，其败亡竟如此潦草。讽刺的是，当赵廞在蜀中掀起血雨腥风之时，朝廷却在郑重其事地商议加授赵王伦“九锡”之礼。吏部尚书刘颂一句“断乎不可”，几乎引来杀身之祸。庙堂之上衮衮诸公，眼中唯有虚礼浮名，对千里之外益州剧变，竟如聋聩。
朝廷的昏聩与地方的暴戾，如同两面照妖镜。权力中枢腐烂流脓，地方大员自然滋生“割据”之毒瘤。耿滕死于对权力交接仪式的天真信任，陈总亡于对危机逼近的麻木迟钝，他们的血染红了赵廞的野心阶梯。而赵廞的“成功”何其脆弱？他倚为长城的李特兄弟，流民首领的身份之下，何尝不是另一只伺机而动的猛虎？
“野史”在此处插入散骑常侍张轨请命西讨凉州叛乱的段落，如惊鸿一瞥。同样面对边患，张轨以雷霆手段斩鲜卑寇狼，迅速安定凉州，其后更奠基前凉政权。两相对照，益州的血色闹剧更显荒诞。张轨的成功在于其行动的果断与目的的相对纯粹，而赵廞的起事则完全被私欲与恐惧驱动，以阴谋始，终将被更大的阴谋吞噬。
蜀道艰难，竟成野心家的温床。赵廞之叛非孤例，实为西晋权力癌变在地方的一次溃烂。中央权威失坠，猜忌如同瘟疫蔓延，一封征调文书竟成点燃叛乱的引信。地方大员手握重兵，身处远离中枢的安全距离，当对朝廷的忠诚被恐惧取代，当自保的私欲膨胀为裂土的野心时，“赵廞式”的豪赌便有了滋生的土壤。
耿滕与陈总的头颅，最终成了赵廞野心的祭品。然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视为股肱的李特兄弟，流民力量的真正掌控者，最终反噬其主，在蜀地建立起成汉政权。赵廞的“胜利”，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的短暂幻影。
赵廞“据蜀”的闹剧落幕了，西晋王朝这台庞大而腐朽的机器，仍在“八王之乱”的血污中隆隆作响，碾向更深的深渊。益州的烽烟，是帝国全身溃烂前一处刺目的脓疮。权力失序的绞肉机一旦启动，无论是洛阳的冠冕堂皇，还是成都的血腥密谋，终将把一切卷入万劫不复的黑暗。
赵廞的刀光剑影，映照出的正是末世王朝权力链条的崩解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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