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所处的哲学背景

当休谟的不可知论出现之后，知识似乎已经丧失了它本该具有的确定性。很多人在大感震惊之余，更会感到撕心裂肺的痛苦。试想，如果我们每次吃饭的时候都担心这一次会不会如愿充饥，或者担心会发生什么雷人的结果，那我们还怎么生活？

所以，虽然休谟的怀疑论恰如罗素所说是“无法辩驳”的，但人们其实并不拿它太当一回事，毕竟不管休谟如何责难归纳法，他本人也不能不吃饭。但是，寄希望于常识派的反驳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不论他们如何以常识来嘲笑休谟的荒谬，终归还是无法为归纳建立起任何确定性。因此，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康德的出现。

伊曼努尔·康德，生于东普鲁士首府哥尼斯堡（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他是一个德国人，几乎一生都没离开过他的家乡，而他的家庭则是一个强调虔诚的信仰感情的新教敬虔派家庭。

如果康德是一个叛逆者，他的家庭背景会成为基督教的噩梦，但对教会来说幸运的是，康德不是一个叛逆者，他一直是一个虔诚的新教徒；而他的哲学，无论怎么说，都是出于维护对上帝的信仰，成全科学只是他拯救上帝的副产品。他实际上是最后一个真心实意想要拯救上帝的哲学家。

康德为什么要拯救上帝？这跟他的家庭和宗教背景有关，但又不是仅仅用他的家庭和宗教背景就能解释的事，因为那些背景往往会被时代背景所改变。也就是说，如果康德不是生活在培根、笛卡尔、斯宾诺莎、洛克、莱布尼兹、贝克莱、休谟、卢梭和那些百科全书派的唯物论者相继谢幕或即将谢幕的十八世纪晚期，并且仍然是一个哲学家的话，他也许会以另外一副面孔示人。

十七世纪是巴洛克艺术风格盛行的世纪。这种艺术风格的主要特色就是在各种相互矛盾的对比中呈现张力，这个世纪的哲学也呈现出同样的特色。由于受到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的滋养，又受到自然科学迅猛发展的撞击，十七世纪几乎不可避免的成了各种哲学思潮泛滥和碰撞的世纪。

当然，因为传统哲学的惯性，这个世纪基本上仍然是属于以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为代表的唯理主义的世纪，不过经验主义也并没有偃旗息鼓，尤其是以下两个事实格外引人注目：唯理主义的新生接踵于培根的经验主义，而它的繁盛又催生了洛克的经验主义。

相继而来的十八世纪，也就是康德生活的世纪，虽然同时继承了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但却分明是十七世纪唯理主义思想的反动。它是属于贝克莱、休谟和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的经验主义的世纪。

这个世纪还是启蒙运动的世纪，也是上帝的威权岌岌可危的世纪。我们当然可以说启蒙运动和百科全书派是撼动上帝威权的主要力量，然而吊诡的是，除开那些公开声明反对上帝的唯物主义者之外，不论是经验主义者还是唯理主义者，也无论他们如何众口一词的坚称自己是上帝的忠实信徒，但他们还是不自觉的跟上帝的反叛者们做了同一件事——他们都是事实上的上帝反叛者。

这简直不可思议的错乱，就是康德所处的哲学背景。做为一个浸淫于各种相互敌视的哲学观念之中，接受过严格的哲学和神学教育并又从事了15年哲学教学的讲师，康德对这个背景有很深厚的了解。

他重视这种了解。从获得哥尼斯堡大学逻辑与形而上学教授一职的1770年开始，到《纯粹理性批判》出版的1781年，康德几乎没有公开发表过一篇文章。他在这十年间对他所熟悉的那些背景人物进行梳理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可见他的见解并不那么容易提出，因为他已经被那些大师们逼到了角落里：他如果既不想跟从某一个人，又不想把他们统统汰弃，那就只能调和他们的矛盾。

他选择了后者，这也许是唯一明智的选择。这个选择意味着他要充当上帝和科学的调解人。也就是说，他必须拯救上帝，同时也必须成全科学。而在这个过程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之一就是休谟，因为休谟的怀疑论是横亘在他面前的一座高山，不解决它，他就无法踏上自己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