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吉的村寨成了全国第一富裕村。曾经错落的土坯房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沿山势铺开的独栋别墅群，每栋都是三层带庭院设计。村口的牌坊用整块汉白玉雕刻而成，两侧石狮子衔着红灯笼，入夜后会亮起暖色的光，照亮村口双向四车道。
中心广场上，青石板铺就的地面光滑照人，广场中央矗立着齿轮与卫星的雕塑，象征着村寨靠精密制造崛起；广场东侧的村民活动中心，配备了室内泳池、棋牌室、乒乓球室；西侧双语幼儿园，装着中央空调和空气净化器，连地板都是防滑实木。
每家别墅的车库里都停着两辆以上的豪车，村口专门划了露天停车场，专人看管；基础设施按高端社区的标准打造，村寨入口有24小时安保值守，外来车辆需要登记；专门的物业团队提供家政、园艺、维修等基础服务。
奢华的背后，是高额的运行成本。多吉站在露台上，望着村寨里错落的灯光，心里清楚：这样的富裕生活有多光鲜，维持它运转的费用就有多惊人，而这一切，都得靠工厂的订单和利润来支撑。由简入侈易，由侈入简难，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2002年秋，多吉第一次踏上欧洲的土地。慕尼黑郊外的科技园区让他彻底刷新了认知，连片的玻璃幕墙厂房里，德国工程师正操作着十轴联动数控机床，加工精度稳定在0.0005毫米；苏黎世的精密仪器公司里，实验室人员用原子力显微镜检测零件表面，连纳米级的瑕疵都无所遁形；更让他震撼的是，这样的科技园区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瑞士日内瓦湖畔多如牛毛，它们的技术储备、设备先进度，甚至工人的专业素养，都远超塔克的工业园。
“你们的优势在国内市场，我们的优势在技术。”瑞士某精密组件公司的CEO握着多吉的手，递过合作方案，“我们提供专利和机床，派技术人员驻场指导，你们按国内市场需求做产品，利润我们六四分成。”多吉没有犹豫，他太清楚这样的合作意味着什么：有了欧洲的技术和设备，他能生产出跟塔克工业园同级别的产品。短短十天，他接连与德国、瑞士、法国的三家科技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返程的飞机上，他满脑子都是“垄断国内市场”的蓝图。
回国后的一年里，多吉的工厂迎来了爆发式增长。靠着“欧洲技术+本土化生产”，他迅速抢占了国内80%市场，连塔克的工业园都感受到了压力。多吉的名字，成了国内高端制造业的代名词。
可没人能想到，这样的“垄断”只维持了三年，国内制造业开始陷入无序竞争。先是几家小型配件厂模仿多吉的产品，用低精度钛合金冒充高精度材料，价格比多吉低40%；接着，连一些原本做中低端产品的厂商，也开始跨界生产高端配件，靠着偷工减料、压缩检测环节降低成本；更可怕的是，国内一些一线品牌也加入战局，用“低价倾销”的方式抢占市场。多吉忽然发现，自己从那个攻城略地的“垄断者”，变成了“守城者”。
订单量却在逐月下滑。某医疗公司每月从多吉这里采购500套传动关节，被一家小作坊以“每套低2000元”的价格抢走，对方的产品精度只有0.005毫米，却在检测报告上伪造数据；某精密仪器厂更离谱，用不锈钢代替钛合金做支架，重量增加了30%，却凭着“价格低一半”的优势抢占了市场。多吉试图降价应对，可他的成本摆在那里：欧洲设备的维护费、技术授权费、下游协作厂的标准加工费，每一项都不能省，降到成本线时，还是比小作坊的报价高15%。
“老板，要不我们也降低点标准？”车间主任小心翼翼地提议，多吉摇了摇头，他见过那些“快餐式产品”的下场：某小作坊生产的康复机器人关节，用了三个月就出现齿轮磨损，导致患者受伤，工厂很快被起诉倒闭；某厂商的卫星辅助组件，因为材质不合格，在测试时发生短路，不仅赔了巨额违约金，还被列入行业黑名单。“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倒闭了，多少家庭要饿死。”多吉的语气很坚定，可心里却满是无力，他只能放弃那些只拼价格的客户，眼睁睁看着市场被劣质产品吞噬。
每天清晨，多吉都会翻看行业新闻：“某配件厂开张三天倒闭，老板欠薪跑路”“深圳某厂商因低价竞争亏损2000万，老板投河自尽”“浙江某作坊伪造检测报告被查，负责人精神失常”…… 那些曾经以为制造业遍地黄金的“亡命徒”，如今成了恶性竞争的牺牲品。
多吉站在办公室窗前，望着车间里半负荷运转的机床，手里捏着刚收到的亏损报表，这是工厂成立以来第一次亏损，下游已有5家协作厂因订单减少申请退出。他想起欧洲科技园区里那些稳定运转的生产线，想起自己当初“垄断市场”的雄心，再看看眼前的乱象，忽然觉得自己像被卷入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只能一路向前狂奔，没有掉头或刹车的选择。
夜幕降临，多吉手里端着一杯烈酒，新村的灯光依旧璀璨，可多吉却没了欣赏的心情。他不知道这样的恶性竞争还要持续多久，不知道自己的制造业帝国能撑到哪天，不知道那些小作坊的悲惨结局，会不会有一天落在自己身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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