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文革十
我到场里又回到酒厂的沙坝葡萄园。这时，场里的政治气氛仍是很浓。“九，一三”林彪死后,中央在全国清除林彪的残渣余孽。我很疑惑，难道我们单位里也有林彪死党？
早在苏联的赫鲁晓夫时期，毛泽东就认为，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主要原因是斯大林没有选好自己的接班人，因此他对选择接班人的问题格外重视。在中共“九大”，毛泽东选择了林彪作为接班人，还白纸黑字写进了“九大”的党章。林彪逃跑摔死后，毛泽东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华国锋、吴德列席政治局会议”。“永远开除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党籍”。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把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列为首要任务。
在1973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大”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定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于是，种过田的、当过兵的、做过工人的、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的副主席，成了林彪以后新的毛泽东的接班人。头上包着毛巾的大寨农民代表陈永贵也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都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世事真是难料啊。
1973年还出过一件有趣的事：北京出了个“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黄帅。
黄帅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班主任让全班学生都要写日记，要求写出自己的心里话。黄帅写道：今天某某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
黄帅的班主任看了这篇日记后说：“你提的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于是接下来的二个多月，老师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进行批判，不要跟她学，要和她划清界线。
黄帅觉得自己受了委曲，便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希望报社来人调和她和班主任的矛盾。她写道：“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可是近二个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一次地提出意见，究竟我犯了啥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对于黄帅来说写这封信的目的不过是希望能解决她和老师之间的矛盾，好安心地学习。
恰恰在这时江青集团正好需要在教育界树立一个“撗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黄帅这封信正好成为了江青等人的突破口。江青的亲信谢静宜立即回复：“这不是你和老师之间关系的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事”。她立即指令《北京日报》把日记作了摘编，并加了编者按语公开发表。《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
几天之内，黄帅就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让黄帅到处演讲，在教育战线上大做文章。全国中、小学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
到1976年十月，四人帮被粉碎了，在王洪文处抄出了组阁名单，黄帅拟任团中央书记。有人叫她是“四人帮”的“小爪牙”。很快，大字报铺天盖地，谣言四起。黄帅的父亲很快就被隔离审查，不让他回家，后来又遭逮捕，投入监狱。同时，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黄帅的妈妈精神不支，经常昏倒在地，16岁的黄帅成了家庭的支撑，带着妹妹和病重的妈妈生活。
1979年，黄帅报考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未取。当时担任中宣部领导的胡耀邦曾说：“黄帅考了320分不录取，小孩子犯错误，能让她自己负责吗？有的同志就没有大眼光，如果黄帅吸取教训，四、五年后也可能了不得。一个人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很了不起”。
1979年9月，黄帅才顺利地跨进了北京工业大学校门。
但是，黄帅对父亲的问题仍压在心头，经过深思熟虑，决心为父亲的案子奔走。1981年1月，黄帅大胆地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了封信，总书记对黄帅的信作了批示，请中央纪委负责查办。黄帅的父亲才得到了平反。
1973年春节前我请探亲假回家，在火车、轮船上，甚至在马路上都可以听到一些议论和小道消息。主要是对林彪、王洪文、邓小平的议论。尤其对林彪的死因有多种说法，认为三叉戟飞机的性能那么好，哪能那么容易会摔下来，而且是堕落在中蒙边界，最多的说法是被导弹打下来的。说毛主席知道林彪要对他进行暗杀，林彪多次在毛主席南下巡视专车的铁路线上进行伏击，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几次要对毛主席下杀手，都没有成功。毛主席一路和林彪周旋，一会儿到武汉，一会儿又转长沙、南昌、杭州、上海，深居简出。在杭州到上海，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王洪文救了毛主席。
所以毛主席为了报王洪文救命之恩才调王洪文到中央，代替林彪做他新的接班人。但是王洪文却是一个扶不起的刘阿斗，什么都不懂，到了中央后只知道吃喝玩乐，他喜欢吃阳澄湖的大闸蟹，就要人把大闸蟹空运到北京供他享用。王洪文在上海是不得人心的，他结交的一些小兄弟把持着上海的民兵组织，还拥有各种重型武器，和正规军相差不多，所以人们在背后对他的议论并不好听。
人们又议论说邓小平的复出好像有点希望，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再提打倒邓小平了，在中国共产党“十大”会议上是毛主席意思邓小平才能选上了中央委员。据说是毛主席的对邓小平的评价是：“棉里藏针，柔中有钢”，还说是“不可多得的人材”。而邓小平对王洪文是颇有贬词，只不过一跳梁小丑罢了。
另外还有传说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里演李玉和的演员钱浩梁和乒乓球世界冠军庒则东同毛泽东夫人江青关系暧昧等等。以及江青解放前原为上海摊上的一个二流艺人，曾和著名电影演员赵丹有些关系，因为怕赵丹暴露了她以前不为人知的事情，所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赵丹关了起来。
在八一垦殖场因为地处边远，消息闭塞。所以凡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回到场里的，尤其是在那敏感的年代，朋友间都会聚在一起探问一些外面的形势及奇闻趣事。我也一样，一从上海回到场里，朋友、同事都聚到我这里了，要我讲讲外面的事情。也是奇怪，我从不信鬼神，那天晚上七八点钟，有四五个同事在我宿舍里闲聊时，突然有一只猫头鹰飞进了我的房间，大家立刻把门窗关起来不让它飞走，几个人七手八脚，东扑西抓的终于把猫头鹰抓住了。我还觉着很好玩。可是按照当地人的说法猫头鹰进屋是不祥之兆。我想不会真的就遇到倒霉事吧？可是还真是灵验，没过几天这倒霉事还真的降临了。
没几天，场里就来了一个运动：“查政治谣言”。查来查去就查到了我的头上，武装部的邱干事找我谈话，说是我从上海带来了政治谣言，是调查的对象。接着陂头派出所姓钟的所长把我叫到派出所，要我讲出这些“政治谣言”是从哪里得到的。实际上大家都心知肚明，我路上听来的王洪文、江青那些事，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全国人民都在传。他们逼我说出“政治谣言”的源头，要追查制造“政治谣言”的人。我说你们到上海去，在火车上、轮船上、大马路上都可以听到这些事，我也是道听途说的，你们抓我去哪我也是这样讲。就这样软禁了我三天，还好这阵风刮的时间不长就偃旗息鼓了，我也因此被解放了。
可一波刚刚平息，一波又被掀起。突然，全国各地都搞起了“上访团”，有个人的，也有几个人成团的。我想这几年的运动搞下来，积累的“冤假错案”实在是太多了。
江西省垦殖系统的几个单位相互联系也要成立了一个垦殖系统“上访团”。目的是为了解决整个农垦系统职工的劳资福利问题。因为就拿我们场里来说，上海知青、赣州知青、南昌知青和萍乡知青，人数要占到全场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作为农工，1958年来场里的上海知青月工资都在二十五元以下，后来的赣州、南昌、萍乡的知青工资更少，只有十六元至十八元，而且听说还不算是国家职工。所以大多来场青年群情激动，无比愤慨。八一垦殖场挂着国营的牌子，这部份人竟然都不是国家的职工？那天晚上在篮球场上聚集了好几百人，要求立即组织“上访团”到省里上访，要求增加工资，承认国家职工，享受国家职工待遇。
场里的副书记于景海急忙赶来安抚大家，让大家千万不要闹事，要大家放心，场领导一定会解决处理好这件事。可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好好先生，讲出的话从来都不作数，所以拫本就没把他的话当一回事。我虽然是六五年作为国家技术人员分配到八一垦殖场的，按照国家规定一年后就应该转正，可是快十年了也没动静，虽然我工资比这些知青高些，但心里也有很多不平。
第二天，场党委领导在无奈之下作出决定，同意由场里组织“上访团”赴省上访，由崔源泉场长领队，因为他的爱人也是上海知青，其他人员由下面推荐，有郑荣富、谢佳箐、汪祖华和我一共五个人组成。当时，我向总场党委书记温美兰表示，对于这样的上访我不愿去，希望能考虑让别的同志去。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洗礼，我总结了教训: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是万万不能参与的。
场党委书记温美兰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里，和我作了一次“交心”的谈话，他首先夸我做事很稳重，文化素质较高，人也机灵，群众关系、上下关系都不错。然后谈起他自己来八一垦殖场事情。他说；“在全南县因为没有背景，一直也是被人排剂的。整个全南县县委没有人愿意到八一垦殖场来，都说八一垦殖场的事不好搞，很多干部都是从部队上下来的，资格老、关系复杂。但是上面的命令，我也没有退路，只好来。我也知道八一垦殖场以前的党委书记级别都是很高。刚来场里我感觉到从上到下都看不起我，工作很难开展。尤其是现在场里形势很乱，人心不稳。这次“上访团”出去我很担心出问题，这几个人里我对你比较放心，还是希望你能去。小吴，我只相信你”。
当时我心里就在想，党委已经决定由崔源泉场长带队，温书记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去才放心。肯定他们之间有矛盾。所以我还是很直接的对温说，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敎训，这样的运动我真的不想参与。温书记又再三的劝导我，说他是绝对的相信我，並说；“去吧，这是党委的决定，不是群众组织，你先把这次的工作做好，以后你的组织问题我来帮你解决”。文化大革命前我多次申请加入共青团都遥遥无期，至于入党那是平素夙愿，因此我再也不好推辞了。
“上访团”到了南昌，已经有好几个垦殖场的“上访团”聚集在江西省农垦厅招待所，人多嘴杂，乱七八糟，乱哄哄的。加上农垦厅招待所地处南昌长途汽车站的对面，治安情况很糟糕，每天都有人被偷了东西。经过和其他几个垦殖场“上访团”的交谈，各有各的上访目的。最后和东固山垦殖场的“上访团”结成对。约好第二天到省厅会见农垦厅党委书记张广鼎。
在农垦厅的小会议室张书记接见了我们，大家各自把场里情况作了汇报，並把职工们的诉求作了说明。书记听完汇报没有明确回复。只是说，这些问题早就考虑过，只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运动全被搁置下来了，垦殖场是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今后上面肯定会有安排的，希望能够理解，到下面做好工作，请大家不要着急。还让他的秘书把大家提交的问题作了记录，並让他具体按排让“上访团”针对性的对全省的垦殖场做一个调查，把所有问题都反馈上来。以便今后逐步的来解决。
看样子上面也是在拖，所谓的今后，也不知道何年何月呢。不过这样也好，垦殖场的情况都大同小异，既然农垦厅要“上访团”对垦殖场存在问题进行调查，也好看看其他场的情况如何。经讨论以每二人为一组，分成五个调查组到上饶地区、景德镇、鄱阳湖、九江、修水等地的几个垦殖场去看一看。我就和东固山垦殖场的一个姓杨的为一组，目的地是鄱阳湖地区。大家分批出发。
我和小杨从南昌坐火车到了九江，找到九江市林垦局出示了介绍信並说明了目的。局里的同志相当热情，说你们既然到了九江就一定要到庐山去看一看，庐山管理处下面也有一个垦殖场。我和小杨欣然同意，我们二人都是没有到过庐山，正好到庐山一游。当时正值七、八月份，九江天气炎热，穿着一件t恤都汗流浃背，九江的同志告诉我们尽量多带些衣服，庐山上面和山下温度要相差十来度。我们还不以为然，心想再怎么低还有二十几度不会冷的。九江林垦局还特地派了一辆北京吉普车送我们上庐山。
在庐山管理处，他们还以为我们是省里来检查工作的干部，一位负责人拿来茶叶为我们泡茶，只见他在每个茶杯里放上四、五片茶叶，我想这位同志未必太小家子气了。但是当茶杯放在我的前面冲进开水时，从杯子里看，几片茶叶慢慢下沉，色泽翠绿，端起茶杯已觉阵阵幽兰清香扑面而来，品一口味浓醇鲜爽。我连说；“好茶，好茶”。这个同志告诉我们说；“这就是我们的庐山云雾茶，其实正真的庐山云雾茶並不多，好茶都生长在常年的云雾之中，庐山正真的好茶每年也只有二、三十斤。要送给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各二斤，还要给外交部和接待外宾用，留下来就不多了。今天只能让二位嚐一嚐”。
我俩边喝茶边和他闲聊了一会儿。喝完茶，他让另一个同志为我们按排住宿。在离牯岭街不远处有一橦哥特式的小洋房，四面绿树环抱，在远处根本就看不到这座建筑，我们俩就安排在这幢楼里。带我们去的服务员向我们介绍说这幢楼在解放前是专供蒋介石、宋美龄来庐山时的行辕。我们一进门，就是一个会客厅，再向里是放着二张单人床的小间，最里面就是一大间华丽的总统套间。服务员说；“这就是蒋介石和他夫人的卧室，外面是警卫员的房间”。介绍完基本情况她就要离开，我们立即把她叫住问，等一下如果我们出去回来后到哪里拿钥匙开门？她说；“你们不用锁门，自由进出，如果少了东西请立即告诉我们，二十四小时内保证找到。请你们放心”。我们想，这不是说大话吗？她接着说；“在庐山，上山，下山都只有一条路，这里的保安工作绝对没问题的”。
我俩放好行李，喝了一口茶就急匆匆出去兜风了。沿着山上的马路一直走，不一会儿就感到身上越来越冷，阳光照在身上一点也感觉不到温暖。我们就加快脚步走，又渐渐地开始跑步走，身上还是感觉不到一丝暖意，想不到山上山下竟有如此大的温差。这才想起山下九江同志的忠告。怪不得那些大人物夏天都要到庐山来避暑。
离住的地方不远的公路上，可以望见前方郁郁葱葱的绿树丛中有一个闪着金光的琉璃瓦房顶，一个导游向一群游人介绍说，那是专门为毛主席来庐山而建造的别墅。
我们又匆匆的走到“仙人洞”看了看，可惜“仙人洞”里没仙人，站在洞外一块突出山体的大石上向下眺望，是云的海洋，仿佛站在白雲之颠，正真感受到了《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诗意。因为冷，在“三宝树”，“庐山会议会堂”，“庐山瀑布”处，只是粗略的游览了一下就再奔向“含鄱口”。站在“含鄱口”的一处山顶上的亭子向远处眺望，在那茫茫云海之下，可以看到泛着银光的鄱阳湖。风光虽好，但抗拒不了阳光下的阴冷，再也没有好心情来欣赏大自然的美景。
急急的跑步回到住处恢复一下体温。休息了一会儿，服务员来带着我们到餐厅吃晚饭。餐厅如一个大会堂，已经有八、九十人在用餐，都是来庐山开什么研讨会的。吃完饭，到牯岭街上转了转，都是些卖旅游纪念品的商店，无意逗留，就返回了“总统府”。当晚谁来睡“总统床”呢?二人都想嚐一嚐这‘总统’待遇的味道。好了，二人一起来体会吧。软软的席梦思，房间里适宜的温度，豪华的装饰，从未有过的感觉反倒使得二人睡不着觉。翻来覆去折腾到半夜。好梦不长，第二天我们就下山了。
我们的目的地是鄱阳湖畔的波阳县，波阳县委见我们是省农垦厅派来调查垦殖场问题的，特别的关照。专门派了一个小车司机，配了一部美式吉普车作为我们的专车。又在县招待所安排了最好的房间为我们使用。
波阳县有一个叫‘鸦鹊湖’的县属垦殖场，我们在美式吉普上颠簸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了场部所在地，那是在一望无边的水田边上的几间很普通的平房，但大多是关着的。我们终于在一间办公室时见到一个干部样子的人，通过介绍，他说先找个人带我们去看一看。
来人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者，带着我们边看边介绍。他说这一望无际的水田都是鄱阳湖边的滩涂。每年在枯水季节才能种上一季水稻。垦殖场里正真的员工並不多，种和收都是依靠附近的农民，给一点工钱就行。稻田种下禾苗以后无须管理，到收割时，再找农民收割后，在水田中间割出一片稻田就是打谷场，边上的稻子都运到这里来打，稻子堆起就挑到一里多远的场部的水泥场上去晒。等到全部收割完毕，那‘打谷场’最下面厚厚一层陷在湖泥里的几千斤谷子就浪费掉了，年复一年地就是这样。待到大潮来时水田被淹，就只待来年了。
这里的老者边走边讲的来到长江边上。那里有一条用柴油机发动的小船。老者说带我们去参观这里的一个风景点‘石钟山’。上了船，身在茫茫江中，突然感觉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江中偶尔有几条江豚在浪花中穿梭、翻腾。小船在长江里乘风破浪，很有一番诗情画意的感觉。
半个多小时后，小船慢慢降低了速度，向江边上的一座不高的石头山靠上去。然后停在了一块巨大的、突出在江面上的大石之下，小船正好可以停在突出的大石之下，老者说这就是‘石钟山’的石钟，你们不访用手拍一下石头看。我和小杨都一手扶在小船上，一手在石钟上拍了几下，似有嗡嗡的回声，只感觉这石头里面好像是空空的，心目中的钟声却是没有听到。
在鸦鹊湖垦殖场我们看到和听到的就跟一般的农村差不多，还不如我和小杨的单位。我们想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了，当天我们就返回到了波阳县城。
小小的波阳县城，晚上的县委招待所食堂倒是异常热闹，招待所食堂里的十几张大园桌子都是坐得满满的。吃的都是鄱阳湖地区的特色菜；“甲鱼、鲑鱼、银鱼、野鸭、野雁等”。食客当然是上级各有关部门的贵宾或者是关系户。我和小杨也就搭了个‘顺风车’。
在招待所食堂的外面烟雾燎绕，地上点了好几个燃烧着的火堆，一问才知道，那火堆是用烧烟是用来熏蚊子的，他们说；当地人都用甲鱼骨头来熏蚊子，效果最好了。看着地上那几堆用甲鱼骨熏蚊子的火堆，试想这波阳县委招待所食堂每天、每年要吃掉多少甲鱼。
波阳调查已结束，突然想起我在波阳有一个同学在波阳县药材公司工作，我和小杨一起找到了我的同学徐生根。和他谈了来波阳的原因，我们离开学校有十年多了，一直都没有联系，现在正好可以叙叙旧。他立刻让别人去买菜，我说人少别搞多，就吃这里的特色；一条鲑鱼、一个甲鱼就行。中午吃饭时桌子上二个大盆；一个清蒸大甲鱼占满了大菜盆，一条大鲑鱼足有一尺多长，约四、五斤重。那是我从未尝过的美味。三个人品品小酒、聊聊天，吃的津津有味。我真的很羡慕徐生根能分配到这么个好地方、好单位。所有分配在江西省的同学他的单位是最好的。因为他在学校是个团员，平时又不平时又不太多讲话、又老实、又听话。在老师的心里这样的人就是当干部的料。
想想同一班的同学，我又不比他差，但是差距为什么那么大呢？可能也就是“成份论”的原因吧。所以说世界上哪有什么公平，哪有什么理可讲。
第二天，我们就返回九江到了南昌。其它几个组也陆陆续续回到南昌，大家一起进行了汇总，其实全省二百多个垦殖场的情况都大同小异。
不过，在江西省德安县的共青垦殖场是个例外，先看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在江西省庐山风景区南麓，鄱阳湖畔，南昌至九江的铁路线中段。从建立之初就得到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帮关怀，后来又得到历届中央最高领导的支持。从垦殖场转变为“共青城”。
各组汇总后，即向厅里汇报。当然得到的回复还是想象的一样;很多垦殖场的情况都一样，但肯定会解决的，厅里也会向上面反映。希望大家回去向广大职工多多解释，一定很快就会解决。
“上访团”的使命已经结束，无绩而终。大家只能打道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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