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很多年前发生的事情，每每想起这件事，就不得不佩服有些人真有智慧。
这件事发生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那时农田是集体的，当然现在农田仍然属于集体，不过现在已经承包给每家每户，在自己的承包地上农民有着自己的生产决定权，而那时农民对于地种什么没有任何决定权，他们每天在生产队队长的领导下一起到地里干活，到年终时分红。由于各个生产队的生产水平不一样，有些生产队年终分红时几分钱一个工，有些生产队一毛两毛一个工，有些富裕的生产队能分到一块多钱一个工，这里一个工就是一个工作日的意思，也有非常离奇那就是分红时非但没有拿到钱，每个工还欠生产队的钱。就好比两个人合伙做生意，最后亏了，虽然很辛苦，该搭进的钱一分也不能少。
这一年稻子抽穗时，大量白色的飞虫在地里飞舞，有经验的农民都知道这是稻飞虱，需要喷洒农药才行。农民知道，生产队长作为农业生产方面的行家，当然也懂得。生产队长孙传星召集了生产队副队长、会计、农药喷洒小组长、记工员、保管员等生产队里的主要领导人开了一个临时会议，商量着如何应对稻飞虱的问题。副队长说需要打农药，打敌敌畏，其他人附和说副队长说得对。孙传星就问保管员仓库里还有多少敌敌畏？保管员只剩下一两瓶，不够用。孙队长说明天他和会计明天去买农药，请会计把钱带好。那个时候买东西全是现金，没有微信没有支付宝。另外请农药喷洒小组安排一下打农药事宜，务必按要求打农药打好，把虫灾治做。
农药喷洒小组组长姓吴，散会后对记工员说这个孙队长不像话，去公社会买农药这种好事不带上他，打农药这种苦差事就交给他去做，真是气人！等家药到家后一个全给他倒掉，最后让大家一起饿肚子，让姓孙的队长做不下去。
第二天孙队长和会计两人骑着自行车就去公社农资站买家药，那时的农药是非常紧俏的物资，不容易买到。在去公社之前孙队长从仓库里领了两油箱的豆油说是送给农资站站长，否则可能买不农药，因为生产队的计划已经用完。队长和会计到了公社并没有直接去农资站，而是去了农资站仓库保管叶小玲的宿舍。会计是个明眼人，知道叶小玲和队长之间有点关系，找了个借口把公款交给队长后就离开了，说是去看望一下生病的舅舅。下午会计回到叶小玲宿舍时孙队长已经把所有事情都办好，一箱子敌敌畏装得好好的。孙队长把票据和剩下的钱都给了会计说交帐，然后两人又骑车回生产队。会计在入帐时发现票据和现金不符，现金多出十多块，他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封口费，他把这十多块钱放进了自己的口袋。会计把农药交给保管时，保管对着农药瓶子看了看说这农药好像哪不对劲，怕是假的吧？会计说当心舌头，他和队长一起到公社农资站买的还能有假？应该是新的品种。
农药喷洒既是技术活又是体力活，四人一组，二人抬个大水桶，水桶放水和农药配比液，一个人用气筒状的装置不停地打气，最后一个人举着喷头对着农作物喷洒农药。抬桶的和打气的都很累，只有负责喷洒的轻松一点，但被农药呛着甚至中毒的可能就比较大。曾经有个故事说是驴子驮着一带食盐不小心掉入河里，食盐溶化后驴子一身轻松，从些就学会了掉进河里的技巧。这个喷农药小组两个抬桶的打过一次踉跄把药水洒了之后，没有重新加水，而是抬着空桶装模作样地从田头跑到了田尾。四个人都很轻松，从此喷洒农药的小组就经常打踉跄然后抬着空桶跑。人肯定比驴要聪明，为了应付队长和记工员的检查，喷农药小组是想出了不少应对的办法，比如本来该一桶水配比40毫升的药液喷洒一行水稻，负责喷药的只往水里掺入10毫升，还有30毫升随意在地上戳个洞倒进去。为什么要少倒农药进去呢？这不废话么，农药多了容易中毒。抬水的人尽量把水倒掉一点，走起来快一点，这样会轻松一些。那个负责打气的也是有一下没一下地打气，打多了累。总而言之，这四个人是各想各的法子磨洋工，所以农药喷洒的质量是坚决得不到保证。
本来姓吴的农药小组组长会管管他手下几个小组，让他们认真对待打农药这件事，因为歉收对谁都没好处。可这次稻田除稻飞虱他很不开心，因为没带他去买农药，没有分到好处，于是在打药时他就坐在田头陪着记工员抽香烟，根本不去监管打农药的情况，于他手底下的四个喷药小组全都瞎糊弄。吴组长虽然不管打药的事，但他还是留了个心眼，把药水瓶留了下来。都是老江湖了，谁也瞒不了谁。
几天后大队的大干部到各生产小组检查稻飞虱扑灭情况，有些生产队的稻飞虱影子也没有，丰收队的稻田里就跟下了雪似的，白色的稻飞虱漫天飞舞。大队主任阴着个脸看了看孙队长，对大队支书说这个生产队的农业管理很成问题，看来需要下决心解决才行。大队支书也阴着个脸说该是谁的责任谁负，大队的农技员有没有把打农药的要领做出详细的指导，然后看了看农技员。大家都是在同一个村子生活，相互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错综复杂，不过总体说来还是两个大姓在左右着村里的情况。
当天下午孙队长在生产队打谷场集中生产队全体社员开个会，大队支书、大队主任以及大队农技员参加了会议。先是孙队长讲话，他说今年水稻减产是肯定的，因为稻飞虱没有治住，这个责任应该由农药喷洒组负责，所以他建议撤销吴组长的职务，另外选人担任农药喷洒组组长。说完之后，他看了看大队主任，大队主任铁青着脸点了点头，显然他支持孙队长，大队支书则端着搪瓷缸面无表情地喝着水，吴组长是他叔伯小舅子，他不好作声。吴组长一听孙队长这样说，脸气得通红，站起来说孙队长你不要乱说，他们喷农药小组是极其认真负责，完全按照大队农技员制定的喷洒方案执行，可能没有百分百达到要求，但百分之九十五肯定不止，话再说回业，吃饭还掉饭米粒呢，哪有工作能做到百分百？然后他转过头去问他身后的十几个人，问他们是不是很认真地打农药了？后面人七嘴八舌地说天地良心，他们每个小组打农药都很尽心，既没有浪费农药也没有耽误打农药时间，其中有个人还卷起粗裤腿指了指腿上的一道口子说打农药时被树枝划伤，自己都没有来得及包扎一下，然后来了一句谁的辛苦谁知道，反正打农药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吴组长接着又说，打农药肯定没问题，但农药或许有问题，然后他就从身边的一只蛇皮袋里掏出一只农药瓶，送到了大队支书面前说这是从生产队仓库领到的敌敌畏，看着跟以前的不一样，或许是农药的问题？
大队支书目光转向生产队保管，保管慌忙站起来说这敌敌畏是孙队长和会计一起买回来的，应该没有问题。农技员拿过瓶子看了看，又用鼻子闻了闻，然后对支书说确实有点不一样哈，但是不是有问题不好说。这家伙是个滑头，他不想得罪任何一方。大队主任看了一下会计，问他是怎么回事？会计说因为任务紧急，生产队里没有库存，他和孙队长一起到公社农资站采购了这一批敌敌畏，农药应该没有问题。
会议很快就结束了，没有得出他所以然来，第二天又开了全生产队大会，孙队长调动其它队任生产队长，吴组长由喷洒组组长调到施肥小组，这件就这样看着是各打了五十大板其实各有各的好处。孙队长调去了一个富裕的生产队，而吴组长成了施肥组组长后有了更多实惠。
那一年生产队的年终分红依旧是整个大队里最少的一家，一个工倒欠生产队一毛二，各家各户依旧吃不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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