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有佳时不可殆，满城灯火花如海。纵然人世有苍桑，于阑珊处得自在。”—读《苏东坡传》后感
作为一个生活在当代的人，我想起古人，特别是想起古代妇人和文人来，总会觉得他们是不自由的，礼节礼数和制度都不支持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这是我拿起《苏东坡传》的初衷，不自由状态下如何为人、如何处世。
在序言里，作者林语堂除了赞苏轼文采穿透千年的魔力，还说苏轼是个现代人，看苏轼为文做人，在现代人看来，并没有隔阂，这一句点中了我。
可以说苏轼23岁中进士，25岁入京都，他这一头扎进了体制里。皇帝象征最高的权威和最高的道德。苏轼与司马光，范仲淹、欧阳修等一起，成为最鲜明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官员，所以年轻时就早早离了京城，去浙江杭州、山东密州和徐州等地做官。
四十岁前，苏轼已经流露出很多特点，他当然是文豪，为西湖留下“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美女子轮廓，为中秋相思留下“千里共婵娟”的《水调歌头》等千古传颂的诗词；他也是十足的享乐主义者，除了文人朋友，不乏会琴棋诗画的艺妓、佛教僧人和道人，与他们一同游山玩水，饮酒作诗。这里作为一个现代人，还都认为苏轼把当时的娱乐、消遣以及美食方面玩出了文人的味道。
他当然也是个官员，在职责范围内，在杭州断案、与徐州百姓一起抗洪，他与王安石的分歧，表面上是该不该实行青苗法，谁可进行私盐交易，根本上则是读书人“利和义“的冲突，同为皇帝代表的德，苏轼认为不能侵蚀民众利益，王安石则认为首先要国富，充实国库。在官场，苏轼自始自终都没有显示出我们认为的“政治正确”，一直都在抒胸中不平，这直言的作为，倒是更像现代人。
四十岁前，他是名副其实的跨界高手，他是善文的莫言，他是善诗词的周杰伦，他还是善生活美食的蔡澜，还是担任体制内的法官和市长。
苏轼成为苏东坡则是他四十岁后，谪居湖北黄州。
乌台诗案之后，谪居黄州是制度对苏轼现代精神和“穿越人格”的惩罚。林语堂并没有写苏轼从机遇巅峰到谷底的愤世嫉俗，他的不快融化于于过眼风云江帆的闲情，也托古于赤壁灰飞烟灭。
舞文弄墨的大文豪，还想出办法怎么理财省钱，学瑜伽找草药治病养身，还在一山坡上辟出土地耕种，过着一种“淡而有味”的生活。他还有仁慈之心，黄州当地有溺死女婴的恶习，他还办起救济院，有了这段谪居，苏轼与真我相遇，中国文学史和历史上才有苏东坡。
体制之于苏东坡，再也不是加法。
即便后来太后摄政，苏东坡又受重用，位高至于皇帝秘书和老师，他想要的自在生活也不是百分百了。哲宗正式执政，苏东坡又一次经历谪居，这次到了广东的惠州，进而又被谪到海南岛，生活至于“食无肉、居无所，病无药，夏无寒泉，冬无炭”的浪人生活，他始终喜欢和百姓聊天，始终做论语等经书的注解，惊讶于他的固执和诙谐，这大概是林语堂说的，人的生活即是心灵的生活。
文人自有其天命。翻看他的年谱，从23岁中进士到64岁去世，一生跌宕，他的一生离不开那几行黑体字的皇帝年号，那是他最显性的天命，苏东坡始终在写诗，写词，他是文豪，他始终在山水中游荡，他还是那个反对禁欲的乐天派，他终究还是一个政治人士，始终脱离不了体制。
只是他身上的气质，透过文章盖过了他文学的、文艺的以及政治的成就。
林语堂称这种气质为浩然之气。
即便是当代文人、政客也少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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