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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的冬天来得早，汉江的水瘦了一圈，露出血红色的河床。
村里的大喇叭突然热闹起来，挂在老槐树的铁架子上，从早到晚响个不停，播音员的声音带着股子激动，反复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包产到户”。
夏海山放学路过，总看见一群人蹲在喇叭底下听，有人咂着旱烟袋，有人搓着冻红的手，议论声像风吹过麦田，嗡嗡的。
“包产到户？那就是自己种自己的地？”王大娘的声音最亮，她手里还挎着刚剜的荠菜，“不用记工分了？”
“听着是这意思。”李二叔蹲在石头上，眼睛瞪得溜圆，“那以后，收多收少都归自家？”
夏海山没敢多问，背着书包往家跑。推开院门时，看见父亲夏志明蹲在门槛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又磕，地上的烟灰积了一小堆。母亲站在灶台边，手里攥着烧火棍，却忘了添柴，灶膛里的火苗快灭了。
“爹，娘，喇叭里说的是真的？”夏海山放下书包，声音有点发颤。
夏志明没抬头，闷闷地说：“不知道。”但他的手却在发抖，烟锅差点掉在地上。
那天夜里，夏海山被冻醒，看见正房的灯还亮着。他悄悄爬起来，趴在窗台上看，父亲蹲在炕沿边，母亲坐在对面，两人对着油灯说话，声音压得很低。
油灯的光忽明忽暗，照在父亲的皱纹里，像田埂上的沟壑。夏海山听不清他们说啥，只看见父亲用手指在地上划着，像是在丈量土地，划了又擦，擦了又划，直到天快亮时，灯才灭了。
第二天一早，鸡刚叫头遍，夏海山就听见磨刀的声音。他披件棉袄跑出去，见父亲蹲在院子里的磨刀石旁，正磨那把用了十几年的镰刀。
石头上的水结了层薄冰，父亲哈着白气，手在冰冷的水里蘸一下，又继续磨，刀刃被磨得雪亮，映着他的眼睛。“爹，天还没亮呢。”夏海山说。父亲头也不抬：“磨快点，等政策下来，就用得上了。”
没过多久，政策真的下来了。村里开了大会，队长在台上念文件，底下的人听得心头发烫。
夏家分到了五亩水稻田，就在汉江边上，是村里最肥沃的地块；还有两亩油菜地，在村西的坡上，向阳。
分地那天，夏志明扛着木犁，在自家的稻田埂上走了一趟又一趟，像抚摸着刚出生的娃。他突然叉着腰，对着汉江喊了一嗓子，声音被风吹得很远，惊起一群水鸟。
变化是从春天开始的。往年上工，大家踩着哨子的点出门，干多干少一个样，锄头挥得慢悠悠。如今不一样了，天刚蒙蒙亮，稻田里就有人影了。
夏志明和华兰芝披星戴月地忙，父亲在前面犁地，母亲跟在后面撒种，脚步比以前快了三倍。夏海山周末不用上学，也跟着去地里，帮着拔草、施肥，累得直不起腰，却看见父母脸上的笑多了。
有一回，父亲站在灌满水的稻田边，看稻苗齐刷刷地冒绿芽，突然咧开嘴笑了，露出两排黄牙，手在裤腿上蹭了蹭，又叉着腰转了个圈，像是要把整块地都看进眼里。
“以前是为队里干，现在是为自家干。”晚上吃饭时，父亲喝了两盅米酒，脸红红的，“力气花在哪，收成就长在哪，这才叫实在。”母亲在一旁点头，给夏海山碗里夹了块肉——那是父亲赶集换回来的，以前只有过年才能吃上。
日子像被春雨浇过的庄稼，猛地往上蹿。父亲编草绳更勤了，夜里在偏厦的油灯下，龙须草在他手里翻飞，草绳编得又匀又结实。
赶集那天，他挑着草绳去县城，回来时总能换回两斤肉，或者给夏海山扯块新布做褂子。有一回，他还买了支钢笔，杆是红色的，递到夏海山手里时，手还在抖：“好好念书，别像爹，只会编绳子。”
母亲也没闲着。她在偏厦支起一盘小石磨，天不亮就起来泡黄豆，磨出的豆浆透着清香。点豆腐那天，她守在灶台边，看着豆浆慢慢凝成脑，嫩得能晃出颤来。
清晨，她挑着豆腐担子出门，竹筐上盖着白布，走村串户地喊：“豆腐——新鲜的豆腐——”声音脆生生的，带着露水的湿气。
夏海山跟着去过一次，看她把豆腐切成小块，用荷叶包好递给乡亲，接过钱时，指尖被风吹得通红，却笑得眉眼弯弯。
有天早上，母亲回来得特别早，担子还没放下，就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打开是两个白面馒头。“给海山的，”她喘着气说，“今天去镇上卖豆腐，看见供销社的馒头刚出锅，就买了俩。”
夏海山咬了一口，甜味顺着喉咙往下滑，看见母亲鞋上沾着露水和泥，裤脚湿了半截——她准是一路小跑回来的。
院子里的桃树抽出了新枝，自留地里的菜长得更旺了。夏海山看着父母忙碌的身影，突然明白，那阵从北京吹来的风，不仅吹到了稻田里，也吹进了每个人的心里。
风里有希望的味道，像春天的油菜花香，像新磨的豆浆香，像父亲编草绳时，龙须草散发的清苦香。这香味混在一起，成了日子的味道，踏实，又带着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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