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斋最初只为读书而出现，选址一般在僻静清幽之地，避免外界纷扰。比如，屈原读于山洞，汉代司马相如则在一间石室。到魏晋时，文学、艺术进入了自觉期，加上玄学的发展，文士们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和解放，山水田园之乐融入书斋，此时早期书斋已经形成。进入唐朝，科举制度确立，文人阶层势力迅速崛起。文人们在宦途沉浮与荣辱过后，把心灵籍息于田园、山林茅舍之中。如杜甫在成都的“草堂”，就是典型的文人书斋。书斋不再仅仅是读书的场所，还是文人人生理想和审美观的物化。
在宋代，随着科举制度的更加完善而培植出了庞大的文人士大夫阶层。这一时期，对于文人士大夫的界定，广义上说就是知识分子阶层，即所谓读书人，因为此时文人多与科举有密切联系；狭义上讲是指得以进入仕途的文人，即士大夫。正是由于这庞大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促进了由唐入宋审美思潮的转变，塑造出了一个如大江之水，潴而为湖，由动而变为静，由浑灏而变为澄清，由波涛汹涌而变为清波容与，形成了一个带有文人士大夫自我欣赏式的文人书斋美学思潮。
宋代的书斋生活娱乐项目非常丰富。宋代词人周晋在其《清平乐》一词中关于书斋生活场景描写道：“图书一室，香暖垂帘密。花满翠壶熏研席，睡觉满窗晴日。手寒不了残棋，篝香细勘唐碑。无酒无诗情绪，欲梅欲雪天时。”
其中出提到读书、考据金石外，还有品香、插花、弈棋、饮酒、作诗、观梅、赏雪等活动。此时的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并不局限于读书，诸凡金石、琴、棋、酒、茶、书、画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莫不注入其闲雅自适的审美情感。
庆历八年，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三人在书斋生活文房清供的雅玩中，开辟了题咏“砚屏”的先例。欧阳修从其属下张景山得到一块虢州紫石，因其纹理美观独自把玩之余乘兴写下《紫石屏歌》，之后请人为砚屏作画自己又作《月石砚屏歌序》并将画与诗文寄给好友苏舜钦。欧阳修在《月石砚屏歌序》中对紫石之美生动描述道：“小版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树而森森然，其文墨而枝叶老劲，虽世之工画者不能为，盖奇物也。…其月满，而旁微有不满处，正如十三四时。其树横生而一枝出，皆其实如此，不敢增损，贵可信也。”
如此看来，也不过就是一块带有圆白月形的紫色石头而已，而欧阳修使其置于书案却能自醉于津津把玩的闲雅乐趣之中。此时，好友苏舜钦亦作《永叔月石屏图》长歌，梅尧臣读罢欧、苏二人诗文后也作《读月石屏诗》相和。嘉佑元年，欧阳修还为吴充学士的一块石屏撰写了《吴学士石屏歌》。后来，苏轼、黄庭坚相继也作了不少砚屏咏题题材的诗文，其中黄氏还开创了在砚屏之上镌刻铭文的先例。文房清供雅玩已广泛成为北宋文人士大夫日常书斋生活的娱乐事项。试想，米芾流传下来的著名尺牍墨迹《珊瑚贴》，帖中书到“珊瑚一枝”，兴奋至极加重笔墨，并画出一珊瑚笔架来，这不就是文人士大夫们书斋闲雅自适的审美融入书法、绘画审美观念的最佳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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