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网络
“不仅孔子、孟子没看过戏，屈原、曹操没看过戏，而且李白、杜甫也没有看过戏。这实在太说不过去了。”——这番话，是余秋雨在讲《中国文化课》时说的，语气中充满遗憾。他认为，这不仅仅是少了一项娱乐活动那么简单的问题，这意味着中国的戏剧文化迟到了上千年。
问题非常严重！
在文化发展的历史上，戏剧的有无，实在是一件天大的事。
古希腊早在二千五百年前就有了永垂史册的悲剧，古印度早在二千年前就有了充分成熟的梵剧，中国本来在文化上什么也不缺，怎么就独独缺了戏剧？
余先生是个非常骄傲、非常爱面子的人，在谈及老子、孔子以及唐代诗人时，可谓神采飞扬，说到元代才姗姗来迟的戏剧，不禁捶胸顿足，连连叹息。然而你不得不承认他的眼光，一下子就能抓住中国戏剧迟到的症结。
戏剧文化迟到的原因等下再说，先听余先生说说看戏的好处——
一般的艺术，要么动用视觉，像绘画和雕塑；要么动用听觉，像歌唱和奏乐；要么动用符号表述，像故事和诗歌。而戏剧，却把它们全都包罗了、综合了、交融了。这就是说，把人们的视觉系统、听觉系统、思维系统，全都调动起来了，让人不再以一个片断的人，而是以一个完整的人进入审美。这不仅是艺术史上的大事，也是人类史上的大事。而且，戏剧的审美是一种群体审美，因此一个个完整的个人又扩大为社会群体。无数观众在同一个空间里与创作者进行着及时反馈，世道人心毕现无遗，有时甚至以群情激昂的声势显示文明的步履。
如此说来，你还觉得看戏不重要么？
那么，元代以前没戏看，到底为啥？
查资料，余秋雨作为文化学者，学术上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戏剧研究。前辈学者纷纷绕开这个课题，而余秋雨却是白手起家，在“没有戏剧的地方研究戏剧”，他最先研究的正是“为什么没有戏剧”。
结果很喜剧。
两条：
中国人在生活上的“泛戏剧化”；
中国人在精神上的“非戏剧化”。
说白了，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太虚伪，太爱演戏，说难听点叫太爱装逼。鲁迅先生不止一次说中国人喜欢“做戏”，喜欢“演给人看”。
引导民众“做戏”的是谁？
余秋雨认为大多是儒者、名士、君子。
君子最爱表演。这是因为——
君子在生活上的“泛戏剧化”，是指重礼仪。孔子为礼仪的全面复兴奔波了一辈子，结果，中国也常常被称为“礼仪之邦”。细说起来，礼仪实在太复杂了。那是一整套“程式化的拟态表演”，从服饰、身段、动作、步态、声音、表情，都进入了一系列虚拟仪式，并在仪式中夸张、渲染、固化。简单来说，他们必须处处演戏、时时演戏。“程式化的拟态表演”，其实也就是戏剧的基本特征。这一来，戏剧艺术立身的界限就模糊了。用美学语言来说，戏剧美在没有凝聚之前就四处散落，因此也难于凝聚了。如果要做一个通俗的比喻，那就像一个成天在吃大量零食的人，已经失去了对“正餐”的向往。直到今天，仍然满眼可见戏剧表演的“零食”，从官场作态到泼妇闹街，都生动极了。
在现实生活中，最常用的“台词”是套话、空话、大话和假话，包括本人在内，完全可以做到不假思索、张口就来。再就是行为艺术，所谓的形式主义，一丝不苟地走过场，“演”给人看。去年媒体报道过一位最美新娘，新婚之夜去单位加班，任由丈夫独守空房。主题是“公而忘私”，可惜“演”过了，遭到了网民的嘲讽。新婚之夜哦，不跟老公研究人体，跑去加班，莫非早就“新婚”过了，而且不止一夜？
不好意思，说到一边去了。说回来，听余先生说正规的戏剧为啥不受欢迎：
戏剧的“正餐”，应该包含比较激烈的矛盾对立和情节冲突，但在这一点上，君子们又不配合了。君子要求“温良恭俭让”，要求“和为贵”，这就从根本上贬斥了戏剧冲突。当冲突无可避免地出现，君子又要求用中庸、节制、互敬的方法来处理，这显然又构不成戏剧冲突所必需的尖锐、紧张和灭绝了。希腊悲剧中那种撕肝裂胆的呼号、怒不可遏的诅咒、惊心动魄的遭遇、扣人心弦的故事，都不符合儒家的精神规范。在精神规范上，儒家君子必须处于“非戏剧化”状态。
难得幽默的余秋雨先生很幽默地总结道：
（中国）这地方“处处演戏”又“处处没戏”。戏剧就不来了。
幸好元代开始了。来自马背上的统治者没多少文化，无法恭行儒家的礼仪，因此处处都在生活中演戏的“泛戏剧化”习惯散架了；他们长期在马背上冲击厮杀，君子们“温良恭俭让”的“非戏剧化”精神也消解了。阻碍戏剧艺术成长的两大因素转眼就不复存在，于是顺理成章地产生了元曲——戏剧，并且出现了关汉卿、王实甫、纪君祥、马致远等一大批戏剧家。
套用一句套话：戏剧虽然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为什么中国有了戏剧之后，民众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喜欢“做戏”？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余秋雨选择了逃避。
而鲁迅先生却一直在追问，一直不依不饶。
“中国人善于‘做戏’，而日本人‘做事是做事，做戏是做戏，决不混合起来’。”（《二心集·新的女将》，收录于1931年文集）
“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中国人是‘做戏的虚无党’。”（《南腔北调集》，相关分析见《推背图》等文）
“教育经费用光了，却还要开几个学堂，装装门面；全国十之九不识字，却请博士对西洋人讲‘精神文明’。”（《二心集·宣传与做戏》）
“中国实在太不认真……许多事情只剩下空名和假样。”（《今春的两种感想》）
“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推背图》）
元过了是明，明过了是清，清过了是民国，在鲁迅先生眼里，仍然是“处处演戏”，儒者、名士、君子何曾有一天消停。
“演戏”，终于成了一种生存方式。
庆后塌房，永信塌庙，某某跳楼，别大惊小怪，演出尚未结束，好戏还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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