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恶之乐是鉴于痛苦而产生的快乐，是因为看到据想由下述生灵遭受的痛苦而欣然生乐：此等生灵可以成为施恶作孽的对象，亦即人和其他动物。此乐亦可称为恶意之乐、恨欲之乐、厌恶之乐、邪恶或社会敌意之乐。——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引论》
有一个叫作“电车难题”（Trolly Problem）的著名思想实验：一辆有轨电车突然失控，在轨道上一路狂飙。如果不加以干涉，它将会撞死正站在轨道上的五个人。假设这时你恰好站在轨道边，手边有一个扳道器，只要拉动扳手，电车就会转向另一条轨道，而在那条轨道上也站着一个人。如果你选择拉动扳手，那么这个人就会被撞死。此时你将如何选择？是拉动扳手，还是什么都不做呢？一条人命还是五条人命？
“电车难题”初见于当代美国哲学家菲利帕·福特（Philippa Foot）在1967年发表的论文《堕胎问题和教条双重影响》中，后来被美国哈佛大学伦理学教授麦克·桑德尔经常引用而广为流传。知道电车难题的人大多都会选择拉动扳手，理由很简单：这样做可以救五个人，虽然要牺牲一个人，但还是比牺牲五个人要好。如果你也是这样想的，那么恭喜你，和道德哲学中功利主义流派的想法不谋而合。功利主义最早的提倡者之一就是英国哲学家、法学家、社会改革家杰里米·边沁。
电车难题其实是现实中很多困难的一个缩影。我们在做出一项决策或者制定一项政策的时候，很难保障所有人的权益，有时候不得不牺牲个别人的利益；而当一项政策或者一条法律的施行能够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时，我们通常也会遵守这样一条善法，也会支持这种良政。不过，“善就是让大多数人快乐”这一原则本身是否有问题呢？
功利原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1748年，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出生在英国伦敦。他小时候虽然体质虚弱但是智力超常，年仅12岁就被送到牛津大学女王学院学习。1789年，边沁出版了一本叫作《道德与立法原理引论》的书。在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下，边沁逐渐产生了一个想法：应当把惩罚当作一个防止犯罪的手段，而这种惩罚应当以人最小的痛苦为代价。而且这种惩罚要成为立法的原则。边沁还有一个伟大的设想——“依靠理性和法律之手建立人类福乐大厦”。
边沁致力于建立一种完善、全面的法律体系，一种“万全法”（Pannomion）。他认为自己能够提出一套类似科学方法般严格精确的标准，而不是仅仅依靠模棱两可的判断。他自己将这套标准称为功利原理。中国古代有“义利之辩”，“功利”被视为一个与“正义”相对的贬义词，然而边沁所说的功利原理并不是让人唯利是图的意思。“功利”一词在英语中是utility，其基本含义是“有用性”或者说“有益”。有人建议把utility翻译为“功效”，可能就不太会引人误会了，甚至有助于人们理解这一概念，毕竟边沁在另一本著作《政府片论》中就曾将功利原理概括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
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性，这一点在边沁那里几乎是自明的，这也让边沁的功利原理带有明显的快乐主义（hedonism）的色彩。人无非就是要“享有快乐，避免痛苦”，所以幸福、快乐、福利、利益在边沁眼中都是近义词。不过，快乐的含义很宽泛。边沁提出：“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能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是非标准，因果联系，俱由其定夺。凡我们所行、所言、所思，无不由其支配；我们所能做的力图挣脱被支配地位的每项努力，都只会昭示和肯定这一点。一个人在口头上可以声称绝不再受其支配，但实际上他照旧每时每刻对其俯首称臣。”
由此为基本前提，边沁给出这样的定义：“功利原理是指这样的原理：它按照看来势必增大或减少的利益有关者之幸福的倾向，亦即促进或者妨碍此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者非难任何一项行动。我说的是无论什么行动，因为不仅是私人的每项行动，而且是政府的每项措施。”《道德与立法原理引论》这本书的一个基本构想就是，把政治和法律的制度严格建立在功利原理的基础之上。现在再回到电车难题，如果你选择牺牲一个人，拯救五个人，那么结果会是五份幸福和一份痛苦。可以说这样的选择非常符合边沁所说的功利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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