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这是宋代社会广为流传的一首劝学诗。
通过科举制度形成的士大夫阶层，固然代表宋代社会精英群体，他们中间涌现出一大批政治经济、哲学思想、文学艺术与应用技术方面的优秀人才，但很多士人科举入仕的动机是追求富贵。
科举入仕，本质上是皇帝以高官厚禄来换取士人的效忠。士人进入官场，由于个人动机与修养的不同，官场作风也有区别。有些人忠勇刚毅，如寇准在澶渊之战要求赵恒亲征，甚至不同意与辽议和。有些人循默懦弱，如王旦对赵恒封禅本有异议，赵恒送给他一坛珍珠后便开始附和。有些人崇尚权术，逞才弄巧，如丁谓为赵恒封禅、崇道尽施才计，为谋权位攀附刘娥、勾结宦官，结果身败名裂。
然而，士人并非只是科举制度的产物，同时也是儒家文化的传承者。无论出于何种目的，科举士人必须掌握儒家经典。儒士讲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以经世治国为志向。
五代时期儒士无缘实现政治理想，又不愿同流合污，往往归隐山林，隐士、僧道竟成为儒学传承的重要力量。宋初三朝，科举士人多功利之徒，但至宋仁宗庆历年间，出现了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志于古道，以名节自励，以天下为己任，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恢宏理想与高远人格。
在这种儒家自觉精神的激励下，才会出现王安石以“回向三代”为号召的变法运动，以及朱熹以“正心诚意”为根基的博大精深的理学体系。这正是后人所谓的宋儒精神，或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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