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安放灵魂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宗教模式，即选择将灵魂交给上帝或真主等主神；二是东方模式，即选择将灵魂放在自己身上。在宗教模式下，人是匍匐在主神脚下，在主神面前人人平等；在东方模式下，人人都可为王，人是匍匐在权力脚下，以权力定尊卑，因而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
灵魂安放的宗教模式，其主流形式有两种：一是基督教模式，以上帝为主神；二是伊斯兰教模式，以真主为主神。可以说，这两大宗教是一对冤家，自其形成起，就相互为敌、征伐不断。因为，这两大主流宗教文明之间具有相同的特征：内部十分团结，对外强悍扩张。
这种相同的特征，是由两大宗教的灵魂安放模式的相同性决定的：第一，人们将灵魂都交给了主神，如此没有灵魂的族群更易于聚集，并由宗教关系凝聚为国家；第二，人们的灵魂都交给主神，主神聚集了无比强大的灵魂力量，有统一对外的主体人格，其对外来文明的对抗性较强，易于向外扩张。
在历史上，两大宗教文明的教量，一直是各有胜负、不分上下。只是从近代开始，伊斯兰文明才逐渐全面败下阵来。不过这种结局，也是由两大文明的差异性决定的。
两大宗教文明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１、基督教文明有政教分离的思想渊源，如“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讲法，最终形成政教分离的国家体制；２、人类的科学文明从基督教文明中诞生，导致基督教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普遍高于伊斯兰教地区；３、基督教发生了宗教改革，并由此形成新教，新教地区的国家最后成为世界文明的主导力量，开创了所谓的“上帝之城”。
伊斯兰文明在竞争中败落，改变了其文明发展的进程。自此，它走向了与基督教科学文明发展方向相反的路径，它要用这种方式来保持和彰显其文明的特质性及优越感，并以此对抗基督教文明步步紧逼的打压，且将这种对抗作为其生存与发展的最要动力与保障。但是，它的这种选择，反而导致其更加失败，越失败就越对抗，如此陷入恶性循环。
因而可以说：今天的伊斯文明是被基督文明所成就，伊斯兰文明是为基督文明而活，没有基督文明就没有如今的伊斯兰文明。从这个角度看，伊斯兰文明以基督文明为敌是可以理解的。这应了中国的那句古话：既生瑜，何生亮。
灵魂安放的东方模式，其主流形式也有两种：一是泛神模式，即佛教模式和印度教模式，其中佛教是偏神模式，其偏神在佛；二是小神模式，即中国模式，其各种微小之神存在于我们的生活细节中，如算命、风水、巫术等各种迷信中的神，以及祖宗崇拜中的神。
其实，灵魂安放的佛教模式与中国模式之间，并无本质区别，都是将灵魂置于己身。这也是佛教特别适合在中国传播的原因。因而，源自印度的佛教，反而在中国开拓出它的大本营。但是，佛教之于中国，在多数情况下，也跟算命、风水和巫术之类的生活小迷信并无多大差别，它们都可有可无，因而有了“临时抱佛脚”的说法。
所以，有人认为中国人无信仰。其实并非中国人无信仰，只是我们信仰的方式不同，我们的灵魂没有交出去，我们相信的是仍然自己，默认自己具有全能控制力；人的兴趣点与焦虑源，在人与人之间的彼此控制关系即权力上。
灵魂安放的东方模式，实为非主神模式。东方文明，由于没有强大的主神凝聚力量，由此决定其向外的对抗性与扩张性不强，对外来文明的兼容性则较强。中华文明，也具有这样的特性。因而，人们常讲中国人爱好和平。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今天，看到伊斯兰文明的选择，我们深感中华文明的幸运。并且，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或许应当是灵魂在己的模式。因为，在人工智能与宇宙飞行时代，哪还有什么上帝与真主；未来主宰世界的是人类自己。今天的人类，越来越像上帝，无所不能。
灵魂在己，才是人类追求的终极自由。其实，西方文明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尼采已经喊出“上帝死了”。所以，作为中国人，我们应当为自己拥有这样的信仰模式而庆幸欣慰，不必为信仰问题而沮丧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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