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尚轩 2020年7月2日
在古代的中国社会，正式的教育一般可粗略分为三个阶段，即蒙学、小学与大学阶段。这套教育体系，到唐宋时期，便与科举慢慢结合了起来。
那时，学童一般五六岁启蒙，学习一些蒙学教材，如我们后来所熟悉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
到七八岁时入小学，学习《论语》、《孝经》、《大学》、《中庸》、《孟子》等。小学的性质五花八门，这其中有官府开办的社学乡校、有官私合营的义塾，有塾师开办的私塾、有富家大户延师开办的学馆。
学生到十五六岁的光景时，理论上可以升入大学堂了，但那时的大学堂尚无大学之名，概念相当模糊。
进入大学阶段，学生们首先要参加朝廷组织的统一高考，高考过了，便能取得功名，称秀才，可以入官府开办的县学或府学继续深造，如果成绩优异，甚至可以被推荐到京城的国子监上学。那时的国子监，大致就相当于现在的北大、清华。
基层的县学与府学，限于地方的财政状况，许多时候有名无实，常让学生挂名在家自学。例如吴晗先生回忆他父亲说：“分家后，父亲考入县学，那时叫作秀才，名为县学生，其实是不上学的，算有了功名，就有人来请教蒙童馆了。”
因此，那时的秀才读大学相当自由，如果条件合适，自己也愿意，可以选择在县学或府学按部就班学习；如果条件不合适或者自己不喜欢，也可以选择其他学习方式，例如家庭条件富有者，可以延请名师在家学习；家庭条件困难者，可以在家晴耕雨读，也可以找个蒙馆半工半读。
奸臣秦桧做秀才时，因家境贫寒，就曾选择做兼职塾师，因工作不顺心，写诗句发牢骚说：“若得水田三百亩，这番不做猴孙王。”
不过，古人讲究“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所以还有许多人不会选择闭门读书，而是选择游学。游学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游于某位名师硕儒的门下，二是到书院中学习。
那时的书院，是另类的大学，它包容、中正、开放、自由、纯粹。
说它包容，是因为它是个不同学术观点争鸣的场所。
说它中正，是因为它以“经学”为根本。以“经学”为本，看似与学术争鸣的原则相悖，实则相辅相成。
说它开放，是因为它不问身份地位，对所有笃志于学者敞开着大门。实际上书院的学生并不都是秀才，这其中还有些童生，甚至举人、进士等。而且书院没有具体的年龄限制，其中的学员既有青春小伙，还有须发皆白的老者。
说它自由，是因为书院虽有学规与管理制度，但平日以会讲、问学与自修为主，没有什么学分之类，一般也不组织考试；而且学生还相对可以来去自主。
说它纯粹，从两个方面讲。一是书院尽管有私人兴办、有官府出资兴办、有私人与官府合资兴办等多种形式，但一般都去行政化、去官僚化，以宿儒学者治校。二是书院重思想学术的研习及修身成人，刻意淡化世俗的功利，尤其是南宋之后，它连科举补习功能都被有意回避——不教人写时文（应试的文章），也不教人科考的技巧。
例如，朱子给江西白鹿书院订立的办学原则中，就有这样的训条“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又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
然而，对于大多数学习者而言，学习虽是为了修身成德，虽是为了为往圣继绝学，但毕竟也还要实干外用——天下的官需要有人做，天下的事业需要有人去担当；因此，书院中的大多数学生，最终还是要去参加科考。
秋闱乡试相当于秀才的大学毕业统考，过了这一关的秀才，称为举人。举人享有两项权利，一是有了被选为官吏的资格，二是有了参加京城会试的资格。
因此，书院在古代相当于半独立于教育体制之外的大学，它补益体制教育，但不是体制教育的附庸。体制教育张扬学以致用的一面，而书院张扬的是素心问学及学以成人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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