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非首发（首发在微信公众号：凭栏望远，ID：凭栏翠袖）文责自负。
《长安的荔枝》在马伯庸的小说中算是短小简单的，但是作者把一个简单的小故事写得精彩纷呈且颇有高度。
天宝年间，玄宗纵情于声色享受，最爱跳开外朝衙署，派发各种临时差遣的使职，这些使职不入正式官序，可因为是给皇帝直接办事，下面无不凛然遵从。其中油水丰润，不言而喻。这一次，上林署的小吏李善德，就被派遣了这样一个“荔枝使”。
李善德在上林署多年不得晋升，好不容易决心在长安买了一套宅子，还借了寺庙里的“香积贷”，日子正过得拮据，竟突然得到一个“肥差”，不免喜出望外。后来发现，敕牒内容被同僚长官做了手脚，把“荔枝鲜”改为“荔枝煎”。
在一千二百多年前的中国，没有飞机火车轮船。从岭南到长安不下五千里路，只能靠快马轻舟，而荔枝的物性是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
就算有日行千里的龙驹，也绝无可能从五千里外的岭南把新鲜荔枝运到长安。所以荔枝使这个差遣，是注定办不成的，它不是什么肥差，而是一道催命符，每一个衙署都避之不及。这个敕牒分别流转过尚食局、太府寺、宫市使和岭南朝集使，然后才送来司农寺，最后下发给了上林署。长官和同僚们趁李善德看房子，集体哄骗着把差事推给了他。
绝望的李善德被两个朋友拉去喝酒，一个是刑部比部司主事韩承，一个是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杜甫。两人为此义愤之外，也有安慰和点拨。因为这采办荔枝，目的是要为六月初一杨贵妃的生日献礼，所以，办这差事的人完全可以横行无忌。
李善德先找上林署要了三十贯去岭南的差旅费，又去符宝司要了一张邮驿往来符券，这样一来，官道上的各处驿站便可以免费停留，人嚼马喂皆由朝廷承担。那么上林署支给的所谓“驿使钱”与“出食钱”，其实是用不着。使职超脱诸司流程之外，符宝司不会跟上林署对账，上林署也没法问户部虚实，三处彼此并不联通。做使职，都不用作威作福，光是钻程序漏洞，就可以私吞不少。
李善德亲自到了岭南踩点，一路勘察路线，发现即使是按照最快的“驿使赍送”，从岭南赶到京城也要十几天，新鲜荔枝绝送不过来。他知道自己别无选择。为了挽救家人和自己的命运，李善德只能殚精竭虑，在数字中找出一线生机，他希望即使最终失败了，也不是因为自己怠惰。
岭南经略使何履光及其掌书记赵欣宁，对李善德不肯出钱粮支援，只给签了一道通行符牒。这符牒吸引了胡商苏谅。持此符牒的商队，五府之内的税卡、关津、堰埭、码头等处一律畅通无阻，货物无需过所，更不必交税。所以苏谅愿意出钱粮相助，只求借用这符牒。
在苏谅和种植荔枝的峒女阿僮的帮助下，经过反复实验，克服种种艰难，也付出了不菲的成本之后，李善德终于找到了运送荔枝的方法。
胡商海船上有一种用于海运香料的双层瓮，被用来运荔枝。内瓮培着松软的肥土，外层灌入清水。但每一个瓮的水土比例不尽相同。熟峒佣工从过壳的荔枝树支干截下约三尺长的分杈。尾端斜切，露出一半茎脉，直接扎入瓮中水土。 在分杈的上端，裁出三条细枝，上面挂着约二十枚半青荔枝。又用上好的买麻藤编了罩筐，从上面套住树冠。这样既可防止荔枝因为颠簸在途中脱落，也能透水透气，让树苟活。 等枝节枯萎后，立刻摘下荔枝，用盐水洗过，放入短竹筒内，再放入瓮中内层，坛口密封；然后外层注入冷水或冰块，每半日更换一次保鲜。转运队只要一过长江，便能从江陵的冰窖调冰出来使用。
用“分枝植瓮之法”和“盐洗隔水之法”，一共能争取到十一天时间。以朝廷近乎无限的动员能力，加上李善德设计的保鲜措施和路线，十一天完全可以抵达长安。
李善德的成功招来何履光的嫉恨，决意杀之，却被他派给李的黑奴林邑奴舍身相救。李善德带着运送鲜荔枝的妙法回到长安。
这一份新鲜荔枝的转运之法，关涉物候、邮驿、州县、钱粮等几大领域，内中细碎繁剧之处，密如牛毛，外行人根本难以想象。从驿站之调度、运具之配置、载重与里程之换算、乃至每一枚荔枝到长安的脚费核算。几乎每一个环节，都须做到极细密极周至方可。这件事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处思虑不当，便很可能导致荔枝送不到长安。
然而这份差使，不但所费不赀，而且需要朝廷多个衙门的配合，所以，首先要走流程才行。然而李善德的项目策划书历经户部、中书、太府寺和兵部，都被推诿塞责。后来，在光顺门前的铜匦前面，遇到宫市副使鱼朝恩（就是唐中期那个著名的专权宦官），将他的策划书骗走抢功。最后，李善德被化名“冯元一”的高力士安排，在招福寺见到了卫国公杨国忠，献上了运送荔枝的方法。
杨国忠从腰带上解下一块银牌递给他。这牌子四角包金，中间錾刻着“国忠”二字。……
李善德接了牌子，又讨问手书，以方便给相关衙署行去文牒。杨国忠一怔，不由得哈哈大笑：“你拿了我的牌子，还要照章发牒，岂不坏了本相的名声？——流程，是弱者才要遵循的规矩。”
李善德本想按照与苏谅的约定，把运送荔枝的差事承包给他，不料杨国忠却要借机从地方上敛财，不但办成荔枝的运送，还要搜刮百姓，中饱私囊。
李善德的爽约引起苏谅不满，二人翻脸。赵欣宁等人见李善德如今做成了荔枝运送的项目，转来巴结，见苏谅与之闹翻，就查处了一支他旗下的商队，指控苏谅伪造五府通关符牒，苏谅的几条大船听到风声，连夜拔锚离港——也带走了运送荔枝必需的双层瓮。最后只好用牛胃套单层瓮来使用。
这次变故之后，阿僮的荔枝树也受到额外毁损——因为贵妃的亲友们也要吃，所以要砍的树从十丛涨到两百丛。本来对李善德心怀好感的阿僮，这下也跟他绝交了。
运送开始，李善德打前站，审查驿站，在连云山黄草驿发现逃驿无人，导致飞骑不得不多驰八十里路，才能更换骑乘和补给。一离开昌江县的山区，就要立刻弃马登舟，进入汨罗江水路。这里耽搁一分，水陆转换就多一分变数。 按原计划，荔枝转运的枝节枯萎，将发生在渡江抵达江陵之时。当地已备好冰块和竹节。飞骑将把荔枝迅速摘下，将用竹箨隔水之法处理，加以冰镇并继续运送。
但李善德的计算表明，因为行程中的种种意外，以及保鲜措施的缩水，枝节枯萎很可能提前在进入岳州时发生。而岳州无冰，他们只能用“盐洗隔水之法”坚持到山南东道的江陵，再改换冰镇。那么荔枝就难以保鲜。于是李善德跑去江陵调拨了二十块大冰，足够江陵城用半个月的，为了运冰，几乎把一条上好的江船拆成一个空壳。送冰之后，这船再不可能返回江陵，只能就地拆散。
在这样种种劳民伤财之后，从岭南到长安之间的漫长驿路中，九成九的荔枝还是因为各种原因中途损毁了。从化出发的浩浩荡荡的队伍，最终抵达长安的，只有区区一骑、两坛。
任务圆满完成了，李善德也在此过程中失去友谊、成为酷吏，还废了一条腿，在面对满意的杨国忠时，他忍不住发出了灵魂拷问：
“原本我在预算里，特意做进了贴直钱，给驿户予以补贴。没想到您妙手一翻，竟又从中赚得钱来。内帑固然丰盈，这驿户的生死，您就不顾了么？……右相可知道。为了将这两坛新鲜荔枝送到长安城，在从化要砍毁多少成树？三十亩果园，两年全毁。一棵荔枝树要长二十年，只因为京城贵人们吃得一口鲜，便要受斧斤之斫。还有多少骑手奔劳涉险，多少牧监马匹横死，多少江河桨撸折断，又有多少人为之丧命？……右相适才说，不劳一文而转运饶足，下官以为大谬！天下钱粮皆有定数，不支于国库，不取于内帑，那么从何而来？只能从黄草驿馆、从化荔园榨取，从沿途附户身上征派。取之于民，用之于上，又谈何不劳一文？……为相者，该当协理阴阳，权衡万事。荔枝与国家，不知相公心中到底是如何权衡，圣人心中，又觉得孰轻孰重？”
得罪了杨国忠，李善德原本抱了必死的念头，冯元一却又约他去兴庆宫西南的金明门。皇帝今日有观民之仪，带了杨妃同上花萼相辉楼，在高力士的指点下，赏了李善德一篮嘉庆坊绿李。由此，李善德得了活命，只被杖二十，全家长流岭南。
他终于醒悟，整个事情起因就是岭南生人的高力士向贵妃夸口家乡荔枝，后来的一切也都是他安排的，所以鱼朝恩无法抢功，而救护了李善德，其实也是再次向皇帝表功——这个荔枝使是他安排的。
流放岭南之后，李善德安心做了一个种荔枝的老农。只奇怪次年朝廷并未催办荔枝鲜——因为发生了安史之乱，朝廷贵人们都西逃去了。而李善德一家因祸得福，反而避开了战乱。
由小事细节折射大历史，这是历史小说的巧妙写法，也是这故事的精妙之处。杨贵妃爱吃荔枝，唐玄宗不惜工本。“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的名句天下皆知。
其实专家考证认为，杨贵妃吃的荔枝应该是来自四条路线。
第一条是最短的路线，经涪陵运到西安。蔡襄《荔枝谱》：“唐天宝中妃子尤爱嗜，涪州岁命驿致。”
第二条是经合江到成都再转西安。范成大《吴船录》卷上记载：“乃知寻常用篮络盛贮，徒欲透风，不知为雨露沾洒，风日炙薄，经宿色香都变。试取数百颗贮以大合，密封之。走介入成都，以遗髙、宋二使者，亦两夕到。二君回书云风露之气如新。记之以告好事者。”
第三条是从福州运到西安。宋徽宗赵佶《宣和殿荔枝》:“密移造化出闽山，禁御新栽荔子丹。山液乍凝仙掌露，綘苞初绽水精凡。酒酣国艳非朱粉，风泛天香转蕙兰。何必红尘飞一骑，芬芬数本座中看。时余太宰深诗有，赐比西山药一丸。”这是把福建的荔枝整枝移植到西安。
第四条，才是来自岭南地区。杜甫《解闷》：“炎方每续朱樱献，皆是岭南贡荔枝。”唐天宝末年进士鲍防《杂感诗》：“五月荔枝初破颜，朝离象郡夕函关。雁飞不到桂阳岭，马走皆从林邑山。”
清朝后，有人说杨贵妃所吃荔枝是从广东高州运到西安。阮元曾作《岭南荔枝词》推测：“新歌初谱荔枝香，岂独杨妃带笑尝。应是殿前高力士，最将风味念家乡。”高州也有高力士向杨贵妃推荐高州贡园荔枝的传说。想来作者也是根据这个传说构思了这个小说。
所以，如果严格按照历史考证的话，杨贵妃吃的荔枝肯定不止岭南一地，而且她做贵妃足有十年，不可能在安史之乱前一年，高力士才得知她爱吃荔枝并推荐家乡土产。话说回来，即便真是如此，那岭南的荔枝也不会是生日宴上唯一的荔枝，是否值得像小说里那样博得贵妃明艳无俦的一笑，也就很可疑了。
这小说更打动人心的地方，是写得格外接地气。 主人公一出场就是一个勤奋卑微的房奴形象，多年京漂、升迁无望、受尽职场排挤和PUA，这些足以激起万千钓丝读者的深深共鸣。即便生逢大唐盛世，蝼蚁依旧是普遍的生存方式。李善德的状况，也只比衣不蔽体的逃驿贫民和做奴隶的林邑奴强些有限。
不过，他好歹读过书，也有体制内的身份，算是个体面人，只是运气不好。他的天赋是计算和统计，以及细节的运筹。可惜朝廷向来以文取士，算学及第全无迁转之望，一辈子只能在九品晃荡。若不是这次被迫成为荔枝使，李善德的才干恐怕一辈子也不会有人注意到。
他就像我们身边最普通的经济适用男，一辈子兢兢业业只为谋生，绝无发迹的可能。为了老婆孩子而牺牲自我，省吃俭用。可是这样一个怀才不遇的人物，一旦有了展现自己的机会，就绽放出耀眼的才干——不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而是为了保住性命。可见才华这东西，有，总比没有强。
凭着他的能力和责任心，他完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得到了权势熏天的高力士和杨国忠的欣赏。通天大道展开在他眼前，可他却回身走入落魄尘埃。因为他的才华之上，还有良心。
做惯了好人的人，很难昧了良心去享受做坏人的快乐。可幸的是，老天没有薄待好人。祸兮福所伏。被流放岭南的李善德一家由此免于安史之乱的涂炭。
大唐的制度框架是早已定下的，在开元时代，玄宗慧眼识才，整治吏治，精简机构，裁撤冗员，不但提高了效率，也节省了政府支出。玄宗还确立严格的考核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管理。每年十月派按察使到各地巡查民情，纠举违法官吏，严惩不怠。同时又恢复了谏官和史官参加宰相会议的制度。此外，玄宗还格外重视县令的任免，经常对县官亲自出题考核，了解他们是否称职。
大唐盛世在玄宗手中达到了巅峰，而玄宗也以为自己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他开始了挥霍和享乐，宠信佞臣，搜刮百姓，也因此，大唐在他手里盛极而衰。
华清池水马嵬土，洗玉埋香总一人。这是唐玄宗之于杨贵妃，其实，之于大唐，也是如此。
人治的时代，国家的盛衰只能寄望于统治者个人的能力和良心。好像开盲盒，赶上个明君，百姓便受益，赶上个昏君，百姓便受害。而明君与昏君也很难定，因为，是人就都有局限性。同一个人，总有某些方面明，某些方面昏。还有像玄宗这样，当着当着明君，却又变成了昏君，而皇帝又不能轻言废立，好坏都只能是他，除非发生政变。
所以，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指出，帝王是唯一的害民之贼。他说：
“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因为君主堕落了，整个国家的管理机制也就随之腐化堕落。体制内的官僚们都学着皇帝的样子，按照自己权力的大小，尽可能为自己捞取好处，不顾人民死活。
统计专家李善德在运输荔枝这个项目中依据不同的时间点和转运环节，设计了科学精确的流程，确保整个运作的成功。小说里他所使用的格子簿，大概就是最早期的excel表格吧？而他在招福寺画壁上给杨国忠做的一番讲解，显然就是原始版的PPT presentation. 流程管理人才，肯定不是现代社会才有。可是，像李善德这样的人才，却注定济济无名，而封建官僚制度中的漏洞，千年下来也依然不少，现代意义上的管理学终究还是始于西方。
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民族中缺乏管理人才，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和制度并不支持管理学的发展壮大。在我们的文化中，制度、规矩、流程，都是给下边的人制定和遵守的。正如杨国忠所说：“流程，是弱者才要遵循的规矩。”如果升官发迹之后居然还要受法制约束，那么升迁还有什么意义？对杨国忠这样的在上位者而言，遵纪守法遵循流程，就是坏了他的名声。
在内部控制管理中，管理层凌驾（management override）属于特殊的高风险，管理层出于不合理的目的而不遵守既定政策或程序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风险。然而在我们的文化里，凌驾，才是管理者的个人追求。——连杨国忠这样的上层管理者都是如此态度，那么精细化严谨化管理的意义何在？
何况，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皆主张以文取士，那么这种具体实干的科学，自然也就少人愿意学习和研究了。只有少数商人和工程人员才需要了解一下。然而商人社会地位不高，而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之中，工部主要负责全国工程事项的营建。虽然这个部门掌管的屯田、水利等各项工程都是涉及民生的大事，但因为对其他官员起不到制约作用，所以在六部中地位最低。
《红楼梦》中的贾政，虽然被御赐了工部的官职，却并不热衷于钻研业务，连家里建造大观园也要委派子侄们去监工，这不但是因为他懒，更因为他清高，认为与工程相关的学问不够风雅，没有前途。这也是封建时代多数读书人的想法。
所以，即便是李善德这样的实干型管理人才，尽其所用也只能是帮皇帝的小老婆快递荔枝来吃而已。看他整个过程殚精竭虑肝脑涂地的勤奋架势，令人感佩之外又觉得可怜。如今在西安的人，夏天要吃广东的鲜荔枝也绝非难事，不会引发劳民伤财的情况，更不会有人为此送命和致残。这自然是现代科技发展，导致交通运输和物流发达的缘故。
大约 12,000 年前，游牧民族取得重大突破——学会了耕作，人们从此不再需要四处寻找食物。结果，出现了第一批永久性村庄，早期的农民开始定居。这种从游牧生活到定居农业的转变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这就是新石器时代革命。
此后，在农耕文明时代，由于科技没有突破性的发展，生产力水平一直比较低下，所以生产关系和人类的生活方式也没有突破性的进步。直到 1700 年代后期的工业革命，人类历史才发生更大的变化。
1840年2月22日，由康瓦耳的工程师查理礠里维西克设计了世界上第一列真正在轨上行驶的火车。而广州直到130多年后才有了火车站。科技发展和应用的迟缓落后，除了闭关锁国和战乱纷争之外，也因为我们的文化习俗轻视科技发展，朝廷以文取士，推崇的都是千年以前的圣贤思想，并不鼓励创新开拓，在农耕社会，科技和工程上的创造发明被视为奇技淫巧。所有技术方面的绝活儿都以父子相传、师父带徒弟的保密形式发展下来，有时师父还要留一手，以防徒弟抢了自己的饭碗。所以，像木牛流马之类的技术早已失传。
技术的失传和浪费并不会引起统治者的痛心，因为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老百姓都驯顺勤劳，所以，中央集权国家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去办成一件事儿，就算科技达不到，劳民伤财能达到，也是成功。给皇帝办事，自然不惜工本。只要能办成，那么，是靠科技还是靠人力，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统治阶级也没有兴趣去投资支持科学研发，对他们而言，只要人口足够多，就能办成一切。高数量而低素质的人力资源，也就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发展中长期形成的一种路径依赖。
著名制度经济学家诺斯认为，人们的经济行为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性努力，即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把社会财富这只“蛋糕”做大的行为。另一类则是分配性努力，这种行为不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却改变其分配结构，即从“蛋糕”上为自己多切一点的行为。一个社会要发展，无疑应该鼓励生产性努力，抑制分配性努力。
而生产性努力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创新式努力，另一种是守成式努力。两者的差异在于是否带来技术上的改进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分配性努力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合法性努力，另一种是非法性努力。人们选择不同的努力方式的基准是看哪种方式能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
在封建时代，分配性努力无疑比生产性努力的性价比更高，像唐玄宗、杨国忠这样的人甚至能通过非法性努力捞取更多利益，如李善德这样的人，顶多只能做一些守成式的生产性努力，如此能换取的利益少之又少，还几乎搭上性命。在这样的社会里，谁还愿意去殚精竭虑搞创新和生产呢？如此一来，长达千年的经济和科技发展迟缓，也就是必然的了。
我们的民族长期沉浸在农耕文化中缓慢发展，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所以创造的资源有限，因着人口的增多，这有限的资源就越发紧张起来。所以李善德说：“天下钱粮皆有定数，不支于国库，不取于内帑，那么从何而来？只能从黄草驿馆、从化荔园榨取，从沿途附户身上征派。取之于民，用之于上，又谈何不劳一文？”
封建统治者拥有大量资源调拨和分派的权力，出于一己私欲而索求无度，当资源分配不公突破了极限，也就引发王朝倾覆，改朝换代，开始下一个轮回。历朝历代多数高智商的精英，都投身于考试做官、不作他想。至于那些真正拥有实干才华，能改变世界、创造价值的人才，也并没有机会引领科技进步、改善人类生活，他们最大的幸运，就是隐居世外，湮没在历史的风烟之中。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