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助经费
1890年上海在华传教士大会刚结束，三个执委会就联名请求在华三大圣经公会为和合本翻译计划提供经费赞助。同年10月1日，大英圣书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致函三个执委会，表示愿意联合其他两个圣经公会一起提供资助，并进一步承诺与美国圣经公会分别负担整个费用的五分之二，剩下的五分之一由苏格兰圣经会负担。
1919年，整个和合本翻译计划完成时，经统计，大英圣书公会按照承诺，为此共支出约6300英镑，为三大圣经公会赞助经费之冠。这些资助主要用于购置参考书籍、聘请中文老师、租赁会议场地等翻译活动的开销。有意思的是，赞助的经费最初并不包括译者薪酬，唯一例外是官话和合本译者、伦敦会传教士文书田（George Owen）携助手诚静怡（1881—1939）返英，一边照顾重病卧床的妻子，一边继续翻译圣经，为了使译经不致中断，大英圣书公会支付二人1903—1906年在英期间一切生活开支，额外拨款共计869英镑。而其他译者的薪金由各差会支付，看来，和合本翻译计划得到了当时在华不同差会的支持。
提高译者教内地位
除了赞助翻译经费，大英圣书公会还向官话和合本圣经译者颁发荣衔，以提高译者在各自差会中的地位，希望借此一方面提高大家对官话和合本的接受程度，另一方面也争取差会对译经事业的支持。如1894年，大英圣书公会给官话和合本新约翻译委员会主席狄考文颁发“荣誉外籍会员”（Honorary Foreign Member）头衔，其后，富善、鹿依士分别于1909年、1918年获颁同样荣衔。1915年，鲍康宁更被该会委任为“终身荣誉董事”（Honorary Governor for Life）。
（诚静怡（
1881—1939
），图片来自网络）
值得一提的是，文书田的中文助手诚静怡于1906年获颁“荣誉外籍会员”，表明中国人在官话和合本圣经中的贡献得到大英圣书公会承认与表彰。这也说明诚静怡在中国信徒中有过人之处。同年，诚静怡在文书田朋友帮助下，进入格拉斯哥的圣经训练学院攻读神学课程，1908年毕业，成为当时少数接受欧美基督教神学训练的华人基督徒。后来，诚静怡逐渐成为中国教会的华人领袖。1910年被选为中国基督徒代表，参加在爱丁堡举行的世界宣教大会，发表中国教会自立的观点，给与会人员留下深刻印象。1922年，诚静怡被选为全国基督教大会（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nference in China）主席。
无形影响
除了提供翻译经费，颁赠译者荣衔，大英圣书公会似乎并没有直接参与到翻译活动中。但该会在这方面的制约是无形的，表现为和合本翻译计划有关原文基础文本的选择方面。
在保证译文忠实于原文这一点上，大英圣书公会和官话和合本译者的观点并无二致。问题是，由于圣经原稿早已亡佚，所谓译文“忠于原文”，其实是忠于一份接近于原稿的文本。所以，在和合本翻译计划开始之际，首要问题是选用哪一个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圣经版本为翻译参照的基础文本。
1890年上海在华传教士大会通过以《英国修订译本》（English Revised Version）的希腊文及希伯来文基础文本为和合本翻译计划的原文基础文本，同时许可若这些文本与英王钦定本（the authorized version）有差异时，则根据后者做出取舍。也就是说，传教士在翻译圣经时，应以《英国修订译本》的希腊文基础文本为依据，若该文本与英王钦定本有分歧，则按钦定本翻译。
狄考文后来评估这项规定时指出，三家在华圣经公会的代表同意，报告中的建议会获得他们的圣经公会的同意，将赋予译者所需或使其满意的自由度。然而问题是，这项规定执行起来并不容易。它其实是在《英国修订译本》的希腊文基础文本和英王钦定本的公认经文（Textus Receptus）之间摇摆，向译者提出经文鉴别专业能力的要求。
根据大英圣书公会的翻译规则，圣经译者必须以钦定本的新约原文基础文本即公认经文为新约翻译基础。这样，和合本翻译计划中的基础文本，与赞助方大英圣书公会的翻译规则不同，到底这两种基础文本有何不同呢？大英圣书公会是否会介入翻译过程，要求译者遵从自己的翻译规则呢？请容后面再谈。
这里要需记住的是，在1890年大会制定翻译规定的过程中，狄考文并不讳言，他们曾考虑了圣经公会的规定。也就是说，在和合本圣经翻译的筹备阶段，圣经译者在选用新约原文基础文本时，无形中受到圣经公会的制约。
参考文献
麦金华：《大英圣书公会与官话<和合本>圣经翻译》，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10年。
查时杰，《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上卷），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1983年。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May 7-20,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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