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类学建立了“自我”与“他者”相分的二元世界观，使我们有了“尊重他者”的可能，但却在学科中“删除”了至关重要的“第三元”——介于“未开化民族”与“现代民族”之间的古文明研究。而“第三元”的消失，后果是严重的。将本已是“文明”的民族统统归入“他者”，是对非西方、非现代文明的贬低。
20世纪前期，中国“南派”人类学因深受德国式和法国式民族学的影响，而保留着对于中国古史研究的兴趣，这就使其论述不同于主流西式人类学的“二元论”。这一人类学类型，将古代与“夷夏之辨”相关的知识与考古学、历史民族学、神话学及民族志的研究联系起来，视中国为一个由“夷夏”构成的“另类”体系。
近代人类学诞生于欧洲古典式民族国家。在绝对主义国家基础上形成的欧洲民族国家，是现代世界观和政治观的发祥地，也是这些观念最早得到反思之地。近代以来，这些国家的人类学家较早开始借用“异文化”以反省“本文化”（甚至是在其19世纪的“古典时代”，反省的因素亦广泛存在于进化论与传播论中），而这一意义上的“异文化”，便是欧洲以外的人们，特别是“未开化”“未有国家”的“部落”，是远离欧洲“全权国家”的“另类”。
以北美和澳洲为中心的殖民化国家，是在对抗欧洲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但从种族和文明的角度看，殖民化的国家与欧洲古典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一致性。
现代西方人类学尊重非西方人文价值，借助严谨的研究方法，梳理出这些价值的谱系。这些价值的谱系，在西方有其别样的意义，在非西方，也有其别于自身的功用。
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倾向于运用在欧洲古典民族国家中早已过时的帝国主义策略，它们的一切努力均集中于在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中重新确立跨国的“帝国体系”。
在现代化国家中，启蒙主义的进步历史观在人类学中之地位，远不如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传播论高。德国和日本的人类学中，传播论的影响至深。即使在欧洲其他国家产生了人类学的功能主义理论之后，把文化当成古代文化传播、文明化或衰落的结果这一观点，一直在德国和日本有很广泛的市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传播论为特色的人类学被英美式的社会和文化人类学所取代，德国和日本的“民族学”也随之改名为“文化人类学”或“人类学”。然而，对于文化地理分布的研究，一直在这些国家的人类学界享有较高声誉。
在现代化的国家中，对世界其他地区展开的民族志、田野调查和对国内进行的民俗学调查，集中在文化资料的收集工作上，其在理论思考上的价值，显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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