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大学不久，我就结交了一个叫文德的哥们儿。性格相近掩盖了性别差异，我们常常打乒乓球、散步或学英语。经管系的学生通常都害怕高等数学，我们也不例外。更何况，我们数学老师叫小花（不得不说这个名字可爱得让所有学生直呼其名），人如其名，讲课声音很小，我这种经常迟到的人坐在后面根本听不到声音，一个学期下来，根本看不懂微积分。
我哥儿俩大眼瞪小眼好几天后，被赶上了考场。下了考场一接头，肯定都是大红灯笼高高挂。
文德说：趁成绩出来之前，赶紧送礼，兴许有效。
我连忙摇头：不不不，士可杀不可辱，送礼这事咱不干。
文德的小眼睛盯着我：送礼是辱，挂科不是辱啊？假清高！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可说的秘密？
高三教导主任那油头粉面、膘肥体壮的样子立刻浮现在面前，我恨恨地说：算是吧。去年高考我成绩差，爸妈为了让我到最好的学校复读，给教导主任送了半扇猪，几经刁难才送出去。
和我一样腼腆的文德，笑得前仰后合：你爸妈为什么要送猪？
其实我也很纳闷，爸妈当时是怎么想的。只记得当晚回到家里，爸爸黑着脸说：“咱这一辈子，都没求过人，为了让你上学，还得黑天半夜里低三下四去求人，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不要再像我们。”那晚我一直睡不着，想象着爸妈送礼的样子，偷偷摸摸地打听，俯首哈腰地答应，暗自发誓用不送礼。
现在，我后悔了。后悔上课不听讲，后悔在学生会折腾，后悔平时不用功。
文德问我：你到底是送还是不送？
我语气坚决：不送，大不了挂科补考。
文德一脸讨好：好好好，你有骨气，你补考通过的时候我请你吃大餐。我求你帮我送送礼吧，就明天晚上陪我找小花老师，谁让你比我会说一点呢，走啦！
第二天晚饭后，文德果然来找我一起去送礼。我打开一看，是副挂历。
他问我：你是女生，觉得小花会喜欢吗？
我说：听说小花研究生毕业，今年是第一次教课，应该会喜欢吧。噢，对了，已经打听到了小花的住哪里，我陪你到门口，你自己敲门进去。
我俩走到教师公寓，走上三楼，声音轻极了。故作镇静，我们在走廊里走了一圈，在小花的房间门口停下。我示意他敲门，他把手抬起来，又放下，看看我。我再示意，他还是没敢敲。最后我走上前去，不管三七二十一“梆梆梆”敲了三下赶紧跑到边上躲起来。文德两只手紧紧握着那挂历，低着头，看起来像知道自己犯错的小学生。
过了很久。没有听到小花问“谁呀”，也没有听到“支扭”的开门声。楼道里很安静。
文德和我对视一眼，他也敲了几下。还是没有应答。
我们大起胆子叫起“牛老师”，还是没有动静。原来小花不在家，我们同时吁了口气。
文德问怎么办。我看似老道地侦查了下地形，告诉他就从门缝下塞进去。他只好同意了我的方案，在书包里翻出一只圆珠笔，写下几句祝福的话，落上大名。
挂历送出去，我们如释重负。转而又担心起来，会不会那不是小花的房间？小花看到后会不会很生气？送的礼是不是太小了？归根结底高数会不会挂掉？
每隔几日，成绩就出来了。我和文德再次大眼瞪小眼，我53分，他51分，已经挂科了，谁也都不在提送礼这档子事了。第二年，我们跟随下一届学生补考高数，我77分，他60分。无论如何，算是后顾无忧了。
这啼笑皆非的第一次送礼，成了我和文德友谊中的故事。盛放故事的容器，竟是我本科时代的成绩单，高数是唯一的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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