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之谕纪泽【1465】2025-5-8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之谕纪泽【1465】2025-5-8

谕纪泽

同治九年1870六月十四日

字谕纪泽儿：

接尔十一、十二日两禀，内有澄、沅两叔信，具悉一切。

余日内平安，惟以眼蒙为苦。天津人心汹汹，拿犯之说，势不能行，而非此又不能交卷。崇帅欲余撤道、府、县三官以悦洋人之意，余虽知撤张守即大失民心，而不得不勉从以全大局。今又闻永定河决口之信，弥深焦灼。自到直隶，无日不在忧恐之中，近三四月益无欢悰cong（心情）。惟祝左目少延余明，即为至幸。

庚帖tie（，中国民间婚俗之一。旧时订婚，男女双方互换的八字帖。帖上写明姓名、生辰八字、籍贯、祖宗三代等。）礼物尽可不必寄来，尔寄信先行阻止，余亦当徐寄一信也。李少帅两信言须调兵自卫，顷已调保定丁乐山所统之四千人来此，其张秋之队暂不可调。朝廷一意主和，调兵转生疑端，且亦未必能御寇也。余不多及（我实在没有多余可说的，唉！）。

评点：撤天津地方官以全大局

曾氏抱病受命，初六日启程，初十日到达天津。此时的天津城一片乱糟糟：津民与洋人两不相下，地方政府已经瘫痪；代表朝廷出面交涉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一向与洋人亲善，又刚奉旨即将前往法国赔礼道歉，故而他更加倾向严惩闹事津民和失职的地方官员，以便自己的法国之行能顺利交差。命运将病重衰弱的曾氏推到了烈火熊熊的火炉上，事情既万难办理，心绪更是恶劣透顶。曾氏这段时期的日记常见“郁闷”“烦闷”“存心如焚”等字样。

来津之前，他根据所阅材料，抉jue（挑选）出此案的关键在于：一、武兰珍是否为王三所使；二、王三是否果为教堂所养；三、挖眼剖心之说是否确实。到了天津后，经反复调查，查明交通并无拐卖小孩事，挖眼剖心纯属谣传，至于武兰珍是否王三所使，亦无确证。鉴于此，曾氏认为天津教案是津民理曲，洋人理直。另一方面，在“维大局”即保全和局不与洋人构衅xin（争端）这点上，曾氏与朝廷的意见是一致的。这些，成为曾氏处理津案的基础。

当时以醇王奕譞xuan（聪明。爱新觉罗·奕譞（1840年10月16日—1891年1月1日），字朴庵，号九思堂主人，又号退潜主人。道光帝第七子，母为庄顺皇贵妃乌雅氏。 咸丰帝异母弟，光绪帝生父。晚清政治家。其同父异母弟咸丰帝死后配合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政变解决肃顺后，即为御前大臣，在内务部为绝对首领）、内阁学士宋晋、翰林院侍讲学士袁保恒（字小午，号筱坞。项城(今河南省项城市)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刑部侍郎。卒谥文成。筱坞少随父甲三治军，谙练武事，曾先后佐李鸿章，左宗棠军幕二十余年。诗不多作，往往于俊伟之中见悱恻之情。为袁世凯叔父。）等人为首，认为津案乃义举，不能违背民心，应对洋人采取强硬态度。他们代表着京师清流一派的观点。曾氏对津案的认识显然与清流派不同。当崇厚提出撤天津道、府、县三级地方官职务的建议时，曾氏虽知道此举必遭非议，但为顾全大局，他还是同意的。

关于此事，后来果然闹成很大的风波。就在当时，连曾纪泽也不赞同。现今保留了一封曾纪泽谈此事的信件。曾纪泽是一个极恭顺的儿子，从不在信中与父亲辩论什么，而这次却在接到父亲的信后于十六日写了一封长信，申叙自己的观点。我们略微摘录两段来看看：“撤道、府、县三官，城足以悦洋人之意，然若因此遂失民心，则所损者大，而患方未已，似宜斟酌尽善，然后行之。男窃谓此次洋务之所以棘手者，不徒在洋人之凶悍、百姓之刁蛮而已，又在于总署、商臣毫无远虑，祸难未至而先自扰乱也。此时事务，最不可先失民心，欲得民心，在于保全好官儿缓言缉凶。”

曾纪泽向父亲建议，以密函寄总理衙门，告知得罪百姓比得罪洋人更可怕，使朝廷明白此中利害又不必先提缉凶撤地方官，让对方先提出来，然后再稍微让让步，好比作买卖样的讨价还价。

看来，曾纪泽是赞同清流派的观点的。他的这封信对曾氏的决策虽没有起什么作用，但对其心理压力却不小。这可以从日后曾氏的“后悔”中感觉得出来。

信中所说的“庚帖礼物”，系指小女曾纪芬的婚姻事。纪芬因同治十一年父丧和同治十三年的母丧而一再推迟婚期，直到光绪元年（1875）二十四岁时才出嫁，在当时是真正的晚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