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9年9月到2020年9月整整一年时间里，我有幸在北京妇产医院作为“西部之光”访问学者，跟随阮祥燕教授学习。那段时间，我几乎每个工作日都和阮老师一起出门诊。她常常向我讲起自己和卵巢组织冻存技术之间的故事，这项技术已经成为她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阮老师第一次接触到这项技术是在2010年，当时她在德国做访问学者。那是生殖医学领域一个非常前沿的方向。她敏锐地意识到，这项技术对中国女性来说意义重大，能够帮助很多人实现当母亲的梦想。简单来说，这项技术就像是把女性卵巢组织这份“生育力的源泉”先安全地保存起来，等到需要的时候再重新移植回体内。可是在当时的中国，这项技术还完全是一片空白，要把它引进国内并开展起来，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3年的数据，中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超过450万，其中至少有100万女童和育龄女性因为接受放化疗，面临着卵巢功能早衰的风险。大剂量的放化疗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伤害卵巢中的卵泡。而卵巢组织冻存技术正好可以帮助这些患者保护生育能力——在放化疗前，取出部分卵巢组织冷冻保存，等病治好后，再移植回体内，这样就能让卵巢重新恢复功能，女性可以正常来月经，甚至生孩子。
但在2010年的中国，胚胎冷冻和卵子冷冻技术已经比较成熟，而难度更大的卵巢组织冻存技术却还没有起步。作为妇科内分泌专家，阮老师深知这项技术对中国女性有多么重要和紧迫。她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项技术引进中国。经过两年努力，2012年4月，阮老师的团队建立了中国首个卵巢组织冻存库。2015年1月，团队开始进行临床试验，这项新技术终于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2016年9月9日，中国第一例卵巢组织冻存移植手术获得成功。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时间对比。全球首例通过冻存卵巢组织技术诞生的婴儿早在2004年就出生了，而在我跟随阮老师学习的那一年，中国还没有这样的案例。不过就在我结束进修一年后，2021年8月31日，中国首例“冻存婴儿”在北京妇产医院平安降生。这个名叫悠悠的女婴的诞生，标志着在冻卵、冻胚胎两种辅助生殖技术之外，冻存卵巢组织这项新技术在中国也真正成熟了。
这项技术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2016年，29岁的李莹被诊断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医生告诉她，化疗会导致卵巢早衰，这意味着她将永远失去做母亲的机会。这对正准备结婚、憧憬着当妈妈的李莹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她尝试过冻卵，但促排卵近两周后卵泡还是没有长起来，而骨髓移植的时间又迫在眉睫。就在她几乎绝望的时候，遇到了阮老师，这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
李莹成为了中国第21例冻存卵巢组织的女性。在化疗开始前，北京妇产医院的医生为她做了腹腔镜下双侧卵巢部分切除手术，取出的卵巢组织被阮老师团队精心保存在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罐中。这些组织在罐子里沉睡了两年。2018年9月，医生为已经康复的李莹做了冻存卵巢组织移植手术。三个月后，她的月经恢复了，盗汗、失眠、阴道干涩、易怒等更年期症状也慢慢消失了。更让人欣喜的是，2020年12月，阮老师在门诊检查时发现，李莹怀孕了。
李莹成为中国首位通过卵巢组织冻存移植后自然怀孕的女性。正因为如此，阮祥燕教授被称为中国“冻存婴儿”之母。悠悠的平安出生，证明卵巢组织冻存移植技术在中国完成了从采集、冻存到移植、妊娠、分娩的全过程，真正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填补了中国生殖医学史上这项技术的空白。
在阮老师身边学习的那一年，我亲眼目睹了她为中国卵巢组织冻存技术付出的心血。她为接受放化疗的育龄女性和儿童保护生育能力做出了巨大努力，为这些女性的生育希望做出了杰出贡献。从她身上，我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医者仁心”，也看到了科学家严谨务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
长期在临床一线工作，阮老师发现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很多癌症患者需要接受放化疗，但不是所有医生都会提前告知她们这些治疗可能对卵巢功能造成的损害，更少会提到可以在治疗前采取生育力保存措施。这就导致很多患者错过了最佳的生育力保存时机。
面对这种情况，阮老师决定推动改变。她连续三年在全国两会期间提出建议，认为医生在放化疗前应该告知患者治疗可能对生育能力造成的影响，以及可以采取的生育力保护方法，并把这个告知环节纳入治疗前的知情同意书中。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健康司对此高度重视并给予了积极回应。2024年12月，《关于推进生育友好医院建设的意见》正式出台，其中在“源头做好生育保护”部分特别提到：“在肿瘤治疗或其他可能损害生育力的治疗和操作前充分告知患者（或未成年患者监护人）。”
随着这项政策的落地实施，阮老师欣慰地看到，最新的调查问卷显示，了解这个情况的医生越来越多了，来医院咨询生育力保存的患者也在不断增加。但阮老师并不满足于此，她指出，在国家大力鼓励生育，而癌症发病又呈现年轻化趋势的今天，这个看似简单的告知环节，实际上与全国生育率的提升密切相关，同时也会对医疗费用支出产生重要影响。她认为，这一告知义务不应该仅限于生育友好医院，所有综合性医院、肿瘤专科医院等的医生，都应该熟练掌握并严格落实这一告知要求。在她心中，呵护好每一位女性的生育希望，就像守护好“祖国花朵”的“种子”，让这些“花朵”能够永远绽放生机、展现美丽，这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说到这里，我想起最近看到的一则报道：一位邓女士因颈部淋巴瘤入院治疗，肿瘤虽然得到了控制，但双侧卵巢却因化疗完全丧失了功能，导致她日后无法生育。医院没有告知她放疗对未婚女性生殖系统可能造成的损害风险。最终，法院判定医院赔偿邓女士11万余元。法院认为，邓女士的疾病恶性程度高，医院为了控制肿瘤对她进行盆腔部放疗确实效果较好，但未告知该诊疗行为可能对女性生殖器官造成的损害和替代诊疗方案，存在过错。虽然医院控制肿瘤的行为造成了患者损害后果，但过错原因力被认定为轻微原因。
这个真实的案例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阮老师坚持推动医生告知义务的重要性。如果当时医生能够提前告知邓女士放化疗可能对生育能力造成的影响，以及可以采取的生育力保存措施，也许就能避免这样的遗憾发生。这也让我更加敬佩阮老师，她不仅在技术上推动了中国卵巢组织冻存技术的发展，更在制度层面为保护女性生育权益做出了不懈努力。
回想起在阮老师身边学习的那段时光，我深深感受到，一位医者的伟大不仅在于医术的精湛，更在于对患者全方位的关怀，在于能够站在患者的角度思考问题，真正为患者的未来着想。阮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医者，她用专业知识和仁爱之心，为无数女性守护着成为母亲的希望。
如今，卵巢组织冻存技术在中国已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帮助越来越多的女性实现了做母亲的梦想。这项技术的发展历程，正是中国生殖医学进步的一个缩影，也凝聚着阮祥燕教授和她的团队无数的心血与智慧。我相信，在阮老师这样的医者的努力下，中国的生殖医学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为更多家庭带来希望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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