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文革十三
“反毛团”事件后，1975年春天，朱文和我都被下放，调离总场，到了离总场三十多里路的潭口林场，朱文在场部修理拖拉机。我被分在窑上，所谓的窑上，此地本无名，只是离潭口场部二、三里有一个冈子中队，当时冈子中队建房时在山脚下搞了一个砖瓦窑。在冈子中队边有一条沿山而上的小道，一直顺徒坡向上500多米，就到了窑上。
那是一片三面环山的缓坡，山坡中间是宿舍，八间房，十个人，这就是窑上果园班。山坡上已开垦了近三十亩山地，刚种了近千棵小桔子苗，山坡下还有百来株老茶树。
这里的班长叫黄建平四十多岁，江苏海门人，也是退伍兵。队里三个萍乡知青、二个赣州知青、一个南昌知青，还有一个五十多岁的炊事员，黄建平的老婆管养猪，连我正好十个人。我就是负责这片果园的技术员。
这里每天的工作就是管理那片果园，既然来到这里，我就安定下来，我本来就是学这门专业的，把这果园管好就行，从此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技术工作。
这位黄班长见我来到窑上，还是很高兴，他说，我们都是老乡，你只要把好技术关，一定会把果园搞好。我也诚恳地提出我的建议，并把每个月技术管理计划给班长，便于他安排工作。
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栽植的桔苗，发现深浅不一，告诉班长需要返工，因为柑桔苗的嫁接口一定要露出地面。第二，果园内的间作最好不要种花生，应该种黄豆，因为，黄豆的根瘤菌可以增加土壤肥力。第三，我负责果树幼苗的修剪，定形和老茶树老枝更新。第四，果树定期除草、园盘，杂草烧成火土，改良土质。第五，防治病虫害。
在窑上这个小天地里，白天在果园里和果树打交道，下班后窑上的这些小青年都会来我的宿舍玩。
我随便到哪里都会有一些年青人跟我在一起，我也喜欢和他们在一起畅谈天南海北。时间一长，连冈子中队和潭口的一些萍乡、南昌青年甘愿走二、三里山路来我这里玩。
窑上炊事员老陈，是邻县的龙南人，他每天晚上都会带着手电到附近的山沟弄点石拐（和牛蛙相似）和小螃蟹，或者抓到个山竹鼠，改善改善伙食。他也喜欢喝点小酒，因为和我还合得来，只要有收获一定会叫我一起品尝。
住在冈子的张德斌是潭口小学的校长，他也是常来我这里，他也好酒，只是酒德不太好，喝多了就胡言乱语。人还是很热情，心也不坏。他是1958年上山的上海知青，因大我二岁一直称我为兄弟。我们常在一起喝酒，我怕他喝多了胡言乱语，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总是有点担心 ，但总算还是能管得住他。他有一男一女两孩子，也经常来我这里，他们喜欢画面，我也指导一下，我这个叔叔很受他们喜爱。
张德斌的爱人夏金妺也是上海知青，是个很老实，很好客的人。每次见我去了他们家里，就赶紧炒好黄豆或者炒二个鸡蛋让我喝酒。那时，这可是最好的下酒菜。有时家里炒了点好菜，就会对她两孩子说；“快去窑上叫吴叔叔来喝酒”。
所以到了潭口林场果园以后，跟很多人的关系都不错，精神上也没有什么压力。小日子也将就着过了。
潭口林场的场长兼书记是刘东晓，江西南康人。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是岐山林场“反复辟”兵团的一个小头头。后来，他弟弟在党校毕业后，分配到总场当了副场长。因此他可能也沾了点光吧。
潭口林场的副场长是常群虎，河南人。他可是场里老资格的老干部，抗美援朝时就是副营长，就是没有文化（我前面已介绍过）。在这里当了个不太管事的副场长。
有一天，常副场长特地跑到窑上果园找我，问什么时候能吃到这里的桔子，我说：“柑桔一般三年才能结果，明年让你尝尝还是有的”。
为了兑现我的诺言，我在所有的苗木中选择十多株壮实的作为重点管理，留下一，二个结果枝，适当控制营养生长，使每棵树结二、三个果还是有把握的。
1975年5月份，一天上午，潭口林场场部突然派人来通知，班组长以上干部总场开会，窑上去三人；我和班长、副班长，还给了三张电影票。我想可能开完了会，还有电影看吧。可是到了总场一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在总场礼堂的墙上，贴上了批判朱文、郑荣富、谢佳箐，汪祖华和我的大幅标语。我站在礼堂门前看着那标语发呆，一会儿批判大会开始，我还是站在礼堂门前，边上都不见有人，只听到礼堂里的麦克风叫喊着我的名字。大约过了一，二分钟，总场副书记于景海从礼堂出来，走到我身边，对我说；“小吴，我知道你不会有什么大错误，不会有事的，相信我，运动中受点冲击，接受一次教训就是。来，我陪你进去”。
就这样于书记领着我走到讲台前，和其他几个批判对象一起，如被审判的罪犯一样站着。由场党委书记温美兰宣布各人的罪状，主要是；一，按照上级文件精神，组织“上访团”是错误的，而我们这些人蛊惑人心，挑拨干群关系，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二，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挑动群众斗群众，迫害革命老干部，造成很大经济损失。
为此，经场党委决定宣布；朱文定为坏分子，接受群众监督。郑荣富、谢佳箐给于留场察看处分。我和汪祖华都是中专技术级，就给于开除干部队伍的处分。
批判会结束，我两眼盯着讲台上的温美兰书记，而他却转过身走了，都不正面看我一眼。礼堂里的人都走了，我还没走，真希望这位书记大人会想起来，当时找我谈话时是怎么讲的。
那天，我一个人慢慢地往回走，天气阴沉沉的，和我的心情一样。作为场里的党委书记，怎么能这样卑鄙无耻，没有一点担当。“上访团”是党委同意才组建的，我本不愿意参与，是你亲自找我谈话，我才会同意。你还许以我加入党组织。而且，“上访团”是崔场长带的队。现在又说组织上访是错误的，你却把所有责任推到我的身上。你太英明了，而我则有口难辩，真是太天真了。
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自认没有做过违背良心的事，所谓迫害老干部，现在这些人还健在，看他们怎么说。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边走边想，这位书记大人，你为什么要如此捉弄我，噢，我可能想到了，是因为场长崔源泉，他们间正在针锋相对，认为我是崔大胡子的人，是我站错了队，正好当了替罪羊。
快走到太和分场时，突然下起雷阵雨来，可见老天都在为我鸣不平。前面路边正好有一个小山洞可以避雨。在山洞里呆了一阵，雨停了，我也想开了，只要我问心无愧。这天，那三十多里路，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回到窑上已经是很晚了。
第二天，我找了班长黄建平，提出我跟大家一样劳动，果园的技术管理就请林场另行安排人来，因为党委都开除了我这个技术干部，我已经是没有资格再管了。黄班长一听，感到犹豫不决，说还要请示场部。
下午，林场书记刘东晓亲自来到窑上对我说；“希望你不要受到一些挫折就垂头丧气，现在这是运动上，过了一阵就好了。果园的技术管理还是由你负责，你只要把果园搞好，场里一定会撒消对你的处分，大家都相信你的能力”。好说歹说让我和以前一样干。我也把我心里的怨气发了一通，也只能这样了。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我二次向省农垦厅人事局写信，反映了我和温美兰关于“上访团”的情况，但是都石沉大海。后来有人劝我，你还是不要写了，到时你写的东西还会转到他的手里，你还更倒霉。时间一长，把我一肚子的怨气都消耗光了。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正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
还好一些朋友并没有远离我，渐渐地我也想开了，吃一堑长一智，吃亏是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离开窑上，把心思都扑在果园里。
果园里近900多棵桔苗长势都还不错，快冬天了，桔苗准备越冬，首先全面清园，按排松土园盘，准备草堆。因为，柑桔为南方树种，不耐寒。虽然当地零度以下的天气很短，幼苗遇到霜冻也会有伤害。所以，在三九寒冬无云的晚上，要在果园里点燃草堆用烟驱霜。
我的主要任务是配制石硫合剂和冬季修剪，所有工作全部安排妥当。
转眼就到了1976年。这是农历丙辰龙年。这一年在我心中，以及所有人心中都是难以忘怀的。可以用天崩地裂，惊心动魄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阖然长逝，享年78岁；
1976年7月6日朱德委员长以90岁高龄与世长辞；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83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几个开国元勋，竟然都在这一年先后离去。
1976年确实是不寻常的一年，翻天覆地的一年。5月29日，云南省西部发生7.3、7.4级二次强力地震。
7月28日，河北唐山市又发生7.8级强力地震，整个唐山市夷为废墟，地震罹难场面罕见惨烈。二十四万多人在这场地震中死亡，十六万四千多人受重伤，四千多孩子失去了亲人，成为孤儿。
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国人民沉痛哀悼，我宿舍里正好有一张总理的像一直挂在墙上的，总理逝世后，我的那些知青朋友每天来玩，都自发地在总理像前鞠上一躬表示悼念。
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他的老战友邓小平作悼词。在送灵的路上，百万人民群众含着热泪，在长安街为总理默默送行。
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主席提议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
三月下旬至四月五日，全国人民自发地用各种形式悼念周恩来总理，那时流传着一首《绣金匾》的歌曲，我还教着大家来唱；正月里闹元宵，金匾绣开了。金匾绣咱毛主席领导主意高。二月里刮春风，金匾绣的红，金匾上绣的是救星毛泽东。一绣毛主席，人民的好领导，你一心为人民，我们拥护你。二绣总司令，革命的老英雄，为人民谋生存，能过好光景。三绣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鞠躬尽瘁为革命，人民热爱你。唱到周总理时，大家都热泪盈眶。
在四月份，连续几天，上百万群众齐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用花圈、诗词悼念周恩来总理。然而，这一次群众性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被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定性为反革命性质的反扑，经毛主席批准，认定“是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并决定4号晚在天安门广场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分子。5号，天安门广场上的广大群众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采取抗议行动，并同工人、民兵、警察和部队战士发生了严重冲突。
当天晚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对天安门广场进行广播，说；“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九点多，出动了一万多民兵，三千警察，五个营的卫戍部队，带着木棍和枪械，包围天安门广场，对留在广场的群众进行镇压。
因为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说是有一个小平头，认为是邓小平操纵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短短几天中央政治局就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撒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邓小平又一次被赶下了台。
我虽然在偏僻的小山沟里，信息闭塞。但我有一台小收音机，可以很快地了解到千里之外所发生的事情。还有这些南昌、萍乡、赣州的知青，都会来我这里畅谈当前的形势。那时的人不像现在，都很关心国家所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在这一年，惊心动魄的事情一个接着一个。
七月六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一切都显得很平静。可能和朱老总踏踏实实的性格相似。在我的感觉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朱毛红军使敌人闻风丧胆，但全国解放后，他为人低调，从不与人相争，甚至默默无闻。
朱德元帅逝世后，大家的悲痛心情还没有平复，又发生了唐山特大地震。北京、天津都有强烈震感。全国人民都自发动员起来抗震救灾，捐钱捐物。在唐山地震中受伤的十六万四千多伤员，都要按照轻重缓急安置到全国各大、中医院救治，连我老家海门的医院也安排了不少震区伤员。
同时唐山大地震带来的恐慌情绪也在蔓延，我爱人来信说，我们的第二个孩子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出生了，现在到处都在说要地震，老家的人都在房子外面用芦苇、塑料薄膜等搭了简易棚，不敢在家里住。
隔了不长时间，又一个噩耗传来；1976年9月9日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举国哀痛，称之为国殇亦不为过。9月18日，北京百万市民和解放军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会。联合国还下了半旗致哀。全国各企业，单位都设了灵堂供群众悼念。
全国亿万群众都佩带着黑纱袖、小白花，怀着沉痛的心情悲声痛哭，此时此刻犹如地球停止了转动。连我那刚出生没几天的小女儿都带上了黑纱。
中国三大伟人都在这一年先后逝世，再加上云南、唐山特大地震，这天灾人祸，天动地摇的，搞得人心惶惶，有人甚至担心这是不是预示着还有什么重大事情要发生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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