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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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读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与其说是在阅读倒不如说是在旅行。但我想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旅行，因为我并没有从中获得旅行带来的快感和释怀之感，反而是陷入了沉默，整个人变得更加沉重。不过沉重也不全是坏事，至少它让我思考起了一个问题：我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

这个问句来自《风雨天一阁》——中国之旅部分的最后一篇，短短十个字，占据不到一行的位置，立于文末，问号收尾，于《文化苦旅》而言，并不算特别惊艳到令人一颤的句子，可是它如同人来人往中不经意间撞向我的那双眼睛，奇妙且难忘，难忘到合上书本后还在脑海里萦绕，我觉得它能够站在《文化苦旅》之首，甚至可以站得更高，不仅仅为天一阁更为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向它的子子孙孙发问：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

我想这个问题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我是现代21世纪的中国书生”便可以交代的，何况我认为自己还够不到书生的位置。一想到范钦，这位诞生于16世纪初的中国书生，我只觉自己更加普通且平凡罢了。

范钦一路读书科举考试做官，踏上了大部分书生的归途，同样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大部分官人会遭遇的政治漩涡，曾被诬告而遭受了极其羞辱人格的“廷杖”后入狱，此后的奔波岁月里，他没有自我堕落，反而是展露了惊人的意志和毅力，“展现了中国明代优秀文人的典型历程”，因为他找到了只属于他自己的迫切热爱：藏书。在余老笔下，我看到如痴如迷的书生范钦为了热爱而付出甚至是牺牲的模样，穿梭时空距离浮于纸上，可范钦是真真切切的活在中国历史上的人啊。

他一边做官一边搜集各地的地方志、政书、实录以及文物章典等，把藏书当作一项工程，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义，修天一阁以藏书，令后代子孙严以守护。直到黄宗羲来访，天一阁才打开了它那布满灰尘的怀抱，显现了它存在几百年的现实意义。

我更愿意称范钦为书生而非官人，他的所作所为超过了一般书生的毕生修行，也许他忙碌于奔波中搜书、痴迷于楼阁中藏书，没有想过自己这一行为究竟称得上什么。历经贼人窃书，商人觊觎，战火波及，天一阁于风雨中屹立了数百年，如今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其存在告诉范钦他的选择是正确的，踏上楼阁的人用轻轻脚步声告诉世人他是伟大的，来自数百年前的文字书籍告诉我们他是不能够被历史湮没的。

余老登上楼阁时不断地自问：你来了吗？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不妨也想象一下这是天一阁和它的主人不断地对历代读书人的发问：你来了吗？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

书生书生，为书而生，因书而立，以书生之力挽文字于洪流中，救书籍于水火中，于己而言只是一份热爱，于中华民族而言却是华夏文明延续的重要力量。

暂且告别宁波天一阁，跟随余老的笔迹我来到了湖北黄州。纵使诗文再盛、赤壁再美，也难以平息我对九百多年前那场文字狱的愤怒，愤怒之外更多的是对历史的无奈以及同情。乌台诗案是不仅是苏轼的不幸，更是文坛和社会的不幸。

一手捏造这一不幸的正是诸如李宜之的这类小人，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是他们的手段，上纲上线、断章取义、制造舆论，整了一出“好戏”。舆论之猛烈超出预料，向来尊重舆论的宋神宗也被这股不约而同汇聚到一起的邪恶力量吓到了，为了维护形象他不得不缉拿苏东坡“问罪”。“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这是弟弟苏辙给出的回答。

我想苏轼这样的大文豪作为当时文坛的明星，是免不了遭人嫉妒和惦记的，可是我没想到的是这些嫉妒竟然生出恶意并制造了震惊朝堂内外的乌台诗案，制造不幸的不是苏轼朝堂上的政敌，也不是他文坛上的对手，而是一些妒人才华的小人和一些莫须有的言论。能够被舆论牵引的必会被舆论毁灭。乌台诗案的背后是不健康的文化氛围在作祟，余老在《黄州突围》中写道：

中国世俗社会一方面愿意播扬和哄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另一方面却把他视为异类，这种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二者都来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

我认为“觊觎”二字最能形容构陷苏轼的这类人的扭曲心态，这也正是当时社会的悲哀。

更意外的是，散落的文化良知被悄然唤醒了，看守他的狱卒梁成暗里照顾他，他的朋友大胆写信给皇帝望其宽大，杭州的老百姓公开做道场为他求神明保佑，他的政敌王安石和章惇也出言力挽，就连奄奄一息的曹太后也意指释放苏轼。使苏轼陷入突围而后突出重围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心理：前者是妒才，后者是惜才。

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不当舆论在互联网上猖狂的身影，因此不论古今，舆论都需要被正确地引导，好显现它本该有的良性功能，从而利于营造健康的社会文化氛围。古时的书生、文人敢于突破社会大众固有的思想枷锁为正义发声，为冤屈抱不平，他们不仅挽救了一个文人的一生，同时也挽救了一段文明并唤醒了一种良知。古人尚可如此，我辈更不应逊色到受舆论误导。如果要问我如何做，我想我的回答是：

不以舆论制人，不为舆论所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