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躲避不了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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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告诉我，我出生的那天，家里的狗在门口狂吠，父亲的脚踏三轮车被交警没收了。姐姐大我整整十岁，妈妈结扎后第九年才怀上我。每当青黄不接的季节，全家只能靠冬藏的地瓜充饥，妈妈就会说，你不该来这个世上啊!

母亲的话似乎没错。我小的时候，总有人指着我的脑袋，说些凶言恶语的话，过分的人还用树枝戳我的手和背。我不走不哭，傻愣愣地站在原地，有时还吃吃地笑，觉得好玩。母亲是唯一一个闻讯赶来的人，她冲着逃之夭夭的人群胡乱地叫骂一通，然后紧紧抱着我，说：“傻呀，孩子！”

我压根不把这事放在心上。一年四季我都乐意出门，赤脚在长满野草的田埂上从春天跑过夏天，秋冬也闲不着，亦是漫山遍野地跑。用竹竿挑鸟窝，把昆虫撕成两半，用水淹死一群蚂蚁。我把被我捣死的鸟，去吓别人家的小孩，趁他们玩得正欢，我飞快地把死鸟扔向他们，吓得他们“哇哇”直哭。那个时候，我担心它飞回林子，所以用一根细线系住它的脚，它不吃不睡，几天后就无声无息地死了。现在想来，确实是我捣死了它。

姐姐喜欢去外婆家，我也跟着去。外婆家的人也不喜欢我，表哥表姐笑我能吃，说我的肚子像圆球，说我胖得像猪。他们不喜欢带我去玩。过年去祠堂上香，他们提着满篮子的供品，悄悄地溜出门，然后飞奔而去。其实，我躲在门边看到了所有。他们自以为是，回来后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得意洋洋地看着我。只有舅舅疼我，但他话不多，偶尔找谁说说心事寥寥几句就完事，所以有什么好吃的还是轮不到我。那时候,香瓜子和猪肉一样算是个稀罕物，要走过一段长长的路到很远的市镇上才能买到，有时候货郎会到乡下来叫卖，但也是极少的事。有一次分香瓜子，大表姐二表姐一直到六表姐都分到了，我什么都没有,可我并不伤心。晚饭前，我找了一个大汤碗把锅里一小半米饭给盛了，再夹点咸萝卜躲到外面一个角落里吃了个精光，害得稍晚回家的舅舅没饭吃。我看见舅母正挥舞长长的竹鞭到处找我，嘴里骂骂咧咧的。可我怎么会在乎这些呢！

那夜，舅舅迎着风雨把我送回了家。舅妈在某种状态下也可爱无比。有一次她破天荒地邀请我们兄弟姐妹几个照相。懵懂青涩的童年影像，至今还保留在舅妈的相框里。那时，城里照相的人会来村里给爱美的姑娘小伙子们拍照，每张两毛钱，照相的人在我的眼里很帅气，雪白的太阳帽，花格子衬衫，黑色的直筒裤和皮靴，戴着金丝眼镜，看上去是个很有修养的文化人。拍照时一晃一晃的亮光，激起了我对光与影的梦想，但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爱上了和影像有关的事物，只是有种晃晃然的幻觉。­

我八岁启蒙上学。上学的第一天，许是吃的太多的缘故，第一节课上我被那东西憋得难受，胡乱撕了几页书纸，捂着肚子痛苦地跑去厕所，扎着长辫的黎老师追了出来，然后在男厕的门槛边“戛然”打住了脚步。事实上，并不是扎着长辫穿着白色衬衣的女老师都是天使，因为在她神经过度兴奋的时候会拍拍我营养过剩的脸，以此事开涮我几句，说我“占了茅坑不拉屎”之类的话。后来我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意思是说我长着一个猪脑子，在班里滥竽充数。

几天后，我做了件让学校老师震惊的事。八十年代初，在农村能穿上一双皮鞋是件荣耀的事。黎老师就买了双皮鞋，走路的时候小心翼翼，怕是皮鞋沾上了灰尘，闲着的时候盯着皮鞋左瞧右看。其他老师也夸皮鞋好看。那天，我看见那双又黑又亮的皮鞋晾在学校的围墙上。趁她去上课，我偷偷溜出教室跑到围墙边，使劲地上跳去够那双鞋，尽管撞得鼻青脸肿，我依然不屈不挠，好不容易够到了一只鞋后，我拼尽全力把鞋抛到墙外的田野里去了。田野里飘来泥土和红花草的味道。我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最后还是有人告发了我。我怀疑是我的同桌小六。他三番四次向老师强烈表示不愿和我同桌，因为课堂上我总会情不自禁忽左忽右挪动硕大无比的屁股，超现实的体重把凳子弄得“嘎及嘎及”响，使他幼小的心灵遭到同伴的质疑而伤痕累累。

我被带到办公室审讯，黎老师的脸气得铁青，全身不停地颤抖。母亲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地一个劲地道歉。鞋是找回来了，但回家之后，父亲抄起一根长棍痛打了我一顿，说我丢尽了祖宗八代的脸。那夜，善良的母亲泪水汪汪，抱着我彻夜未眠。     

我是个货真价实的小胖子，亦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坏蛋，大凡学校班级出了什么糗事，必与我有什么勾当。很多人都这么说，我可不以为然。在男厕的墙壁上有幅粗线条裸体粉笔画，最使人羞愧难当的是画面上写着黎老师的芳名。这画是小六几天前画的，我亲眼见证了这个事实。那天下午阳光一塌糊涂。我感到有事要发生，而且是很严重的事。我的预感没错。放学后我被叫到老师办公室。其他同学没有走，是好奇吧，都挤在窗口，有的叽叽喳喳，有的神情严肃。一番折腾后，那次扔鞋事件清晰地浮现在眼前，父亲的长棍令我不寒而栗，尽管如此，我始终没揭发小六。没揭发小六绝不是对友情的捍卫，而是抗拒性的服从在我思想里回旋。一瞬间，我突然懂得，有些人总以为某些事情是完全对的，所以无需证实的事就不必去证实。约莫半个小时，我被释放。 风从山坡上吹来，我隐隐约约听到母亲的呼唤。我没有理她，头也不回地走了。山坡上的油菜花在夕阳下开放，开向四面八方。淙淙的溪水声美妙无穷，纤弱的水草，随水流摇摇曳曳。远处，炊烟袅娜飞舞。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季节。

十二岁那年，我和小六一样远离了家门，到乡镇的一所学校求学，只在周末的时候回家。那年舅舅成了农机站的拖拉机手。舅舅的拖拉机经常在晚饭时分驶过学校门口的那条煤渣路。一阵由远及近的轰鸣声停止之后，我就会跑出校门，舅舅把装满了熟菜的玻璃罐递给我，叮嘱几句“好好学习”的话，然后爬上驾驶室，微笑着摆摆手，示意我进去。玻璃罐热气腾腾。轰鸣声由近及远而逝，两道深深的辙痕，在朴实无华的煤渣路上无尽地延伸。

也在这一年，我迷失在单恋的爱情游戏里。那时我总是侧着脑袋趴在课桌上，斜看着某个女孩迷人的脸，体会四目相对时一刹那的心灵颤语。老师只是以为我上课不认真，他根本就不知道示爱会选择这样一种方式。但那不是爱情，甚至连友情也谈不上，所谓的四目相对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因为她根本就没理睬过我。夏天她一袭白色长裙骄傲地经过我的身边，只留下丝丝淡淡的香气，然后是我约莫半个时辰的翩翩遐想。所谓的种种感觉只是源自我本身，可我依然觉得像走在春天的田野里一样胸襟荡漾。

读初三的时候，我生死要跟从一位头发很长的人学画，他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与众不同的味道，连他邋遢的衣裤也不例外。父亲坚决不同意，父亲说他长得像一条短短的蚱蜢，看上去像一个颓废至极的坏蛋。父亲用那铁锤般的拳头重重地敲打我的脑袋，因为闷着一口气，导致我全身的赘肉像波涛一样地起起伏伏。我在某个时候的弱智状态或许与此有关。后来我去了画室看小六。他把苹果画成了鸭梨，把男人画成了女人。我憋不住得笑了。看来他确实没绘画的天分。我对他嗤之以鼻，他反驳我的话一气呵成，说：“绘画要保持原创，你这样一个和艺术没半毛钱关系的人怎么能领会艺术的韵味和深刻意义呢！”一个星期后，小六突然把所有的画笔和颜料扔到学校的池塘里了。池塘的对面长满了蓊郁而杂乱的荆棘，繁密的野草交错其中。他怒气冲冲地说以后再也不画了。我暗自兴庆他蓦然回头，要不然他攻击性的个性会演绎得更加肆无忌惮。我始终相信梵高的一句话：“由于它，我的理性已经失去了一半，不过这都没有关系。”但这绝对和他有关，或许和我也有关。从这个层面讲，是父亲泯灭我的希望之后拯救了我。此后我再没有想过要成为画家，但我现在活得一般，甚至有时觉得非常窝囊。

呵，深秋之夜，行人渐稀，昏暗的路灯，细碎的风吹过树叶，光与影斑驳交错，我独自端坐在光明街道的石板凳上仰望某种物体的隐没和坠落，突然知道，懵懂时光，不是一张白纸，更不是一张破纸，它是一张色彩斑斓的纸，纸上写满服从与抗拒、羞辱与自尊、失去与拥有、迷茫与顿悟，写满梦起幻灭，写满爱痛，写满今生谁也躲避不了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