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4年秋，五丈原的秋风卷着枯草，掠过蜀汉军营的辕门。中军帐内，54岁的诸葛亮斜倚在榻上，手中攥着一份未写完的《出师表》，案头摊开的《隆中对》早已被泪水浸湿边角。他气息微弱，却仍叮嘱副将杨仪：“若吾身亡，可令魏延断后，缓缓撤军，切勿急进……”
这位被后世尊为“智圣”的政治家，生于琅琊士族之家，却因乱世颠沛流离，最终隐居隆中；他本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却因刘备三顾之礼，出山辅佐，以“隆中对”定三分天下之策；他为蜀汉鞠躬尽瘁，对内制定律法、发展生产、安抚南中，对外六出祁山、北伐中原，最终病逝于五丈原，践行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
一个本怀隐居之志的士人，为何愿为“兴复汉室”耗尽一生？他治理下的蜀汉，为何能在三国中最弱的局面下存续四十余年？而他执着的北伐，究竟是理想的坚守，还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念？当我们拨开“神化”的迷雾，看到的不仅是一位谋略超群的政治家，更是一个在乱世中用理想与责任对抗命运的“凡人”。
公元181年，琅琊郡阳都县（今山东沂南）的诸葛府邸，迎来了一个男婴——诸葛亮。诸葛氏是琅琊当地的望族，诸葛亮的祖父诸葛丰曾官至司隶校尉，以刚正不阿闻名；父亲诸葛珪曾任泰山郡丞，为人谦和，颇受百姓敬重。这样的家庭背景，让诸葛亮自幼浸润在“儒学”与“治世”的氛围中——母亲章氏常教他读《论语》，父亲则会在处理公务后，给他讲“为官当为民”的道理。
诸葛亮8岁时，父亲诸葛珪因病去世；12岁时，母亲章氏也撒手人寰。接连失去双亲的诸葛亮，只能与弟弟诸葛均一起，投奔叔父诸葛玄。当时的东汉王朝，早已风雨飘摇：黄巾起义刚被镇压，宦官与外戚争斗又起，各地豪强趁机拥兵自重。诸葛玄带着诸葛亮兄弟，先前往徐州投奔陶谦，后因陶谦病逝，又转往荆州投奔刘表——这段颠沛流离的岁月，让年幼的诸葛亮早早见识了乱世的残酷。
在荆州的日子里，诸葛玄对诸葛亮兄弟悉心教导，不仅教他们读儒家经典，还请名士崔州平教他们兵法与谋略。诸葛亮天资聪颖，却从不恃才傲物：他读书时“观其大略”，不纠结于字句，却能精准把握书中精髓；与人讨论时，总能提出独到见解，连崔州平都感叹：“此子日后必成大器。”
公元197年，诸葛玄病逝。此时的诸葛亮刚满16岁，他拒绝了刘表的招揽，带着弟弟诸葛均前往隆中（今湖北襄阳隆中），在那里结庐而居，过起了“躬耕陇亩”的生活。隆中虽偏僻，却是名士云集之地——徐庶、石广元、孟公威等名士常来与诸葛亮纵论天下大势。每次讨论结束，诸葛亮总会抚掌长叹：“公等仕进可至刺史、郡守。”当别人问他志向时，他却笑而不答，只在独处时自比管仲、乐毅——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乐毅助燕昭王破齐复仇，这两位“济世之才”，正是诸葛亮心中的理想模样。
在隆中的十年（公元197-207年），是诸葛亮政治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他并非真的“隐居避世”，而是一边耕种维持生计，一边密切关注天下局势：他派人收集各地的消息，分析曹操、袁绍、孙权、刘备等诸侯的优劣；他亲自到荆州各地考察，了解百姓的疾苦与需求；他还研究《管子》《商君书》等法家典籍，结合儒家“仁政”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治国理念”——以法治国，兼顾民生，选贤任能，天下一统。
有一次，徐庶问他：“如今曹操统一北方，孙权占据江东，天下大势渐定，你为何还不择主而事？”诸葛亮望着隆中窗外的青山，缓缓说：“非吾不欲仕，实乃未遇明主。若遇可辅之君，吾必尽毕生之力，助其安天下、救万民。”这番话，既是他对乱世的清醒认知，也是他作为士人的坚守——他要找的，不是能给他高官厚禄的“主公”，而是能实现他“治国安邦”理想的“明主”。
公元207年，刘备在新野被曹操击败，被迫投奔刘表。这位“汉景帝之后”，虽有“兴复汉室”的理想，却因缺乏明确的战略，半生颠沛流离。就在此时，谋士徐庶向他推荐了诸葛亮：“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刘备早就听说过诸葛亮的名声，立刻决定亲自前往隆中拜访。
第一次拜访时，诸葛亮外出游学，只有童子在家。刘备没有失望，留下姓名与诚意，嘱咐童子：“若先生归来，烦请告知刘备曾来拜访。”第二次拜访时，天降大雪，刘备冒着严寒再次前往，却只见到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均——诸葛均说：“兄长与好友出游，归期未定。”张飞见状，忍不住抱怨：“一个村夫，何必劳烦大哥跑两趟？不如派人将他绑来！”刘备立刻训斥：“孔明先生乃当世高人，岂能如此无礼？求贤当有诚心。”
第三次拜访时，诸葛亮终于在家，却正在午睡。刘备不让童子叫醒他，带着关羽、张飞在门外静静等候。一个时辰后，诸葛亮醒来，得知刘备在外等候，连忙整理衣冠，邀请三人入内。刚坐下，刘备就起身行礼，语气恳切：“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备不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
诸葛亮见刘备态度诚恳，又有“兴复汉室”的志向，便将自己十年研究的天下大势，娓娓道来——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
“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
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刘备听完，激动得热泪盈眶，起身再次行礼：“先生之言，如拨云见日！备虽不才，愿先生不弃，辅佐备共扶汉室！”诸葛亮看着刘备眼中的真诚，想起自己“安天下、救万民”的理想，终于点头：“愿为将军效犬马之劳。”
三顾茅庐，不仅是刘备与诸葛亮的“知遇之恩”，更是两位理想主义者的“双向选择”：刘备需要诸葛亮的战略与智慧，实现“兴复汉室”的志向；诸葛亮需要刘备的平台与信任，践行“治国安邦”的理想。而“隆中对”，则成为蜀汉政权的“政治纲领”——它不仅为刘备指明了发展方向，更奠定了诸葛亮此后二十七年政治生涯的核心目标。
公元208年，曹操率领二十万大军南下，攻占荆州，刘琮投降，刘备被迫向夏口撤退。曹操写信给孙权，以“八十万大军”相威胁，逼孙权投降——若孙权投降，刘备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隆中对”的战略也将彻底破灭。
危急时刻，诸葛亮主动向刘备请命：“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刘备同意后，诸葛亮立刻前往柴桑（今江西九江）拜见孙权。当时的江东朝堂，以张昭为首的大臣纷纷主张投降，孙权虽不愿降，却也犹豫不决。
诸葛亮见到孙权后，没有直接请求结盟，而是先分析局势：“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他故意不提“求救”，而是将刘备与孙权放在“平等”的位置，强调两人都是“与曹操并争天下”的英雄。
孙权反问：“若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降操？”诸葛亮立刻回答：“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这番话，既赞扬了刘备的“忠义”，也暗讽了孙权若投降便是“不如田横”，激得孙权勃然变色：“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
但孙权仍有顾虑：“刘豫州新败，安能抗操乎？”诸葛亮便详细分析曹操的弱点：“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
诸葛亮的这番话，既有“激将”，又有“实事分析”：他先打消孙权的“投降顾虑”，再帮孙权看到“抗曹的胜算”，最后点出“结盟的长远利益”（鼎足之势）。孙权被彻底说服，当即召集大臣，宣布抗曹，并任命周瑜为左都督，率三万大军与刘备联合。
赤壁之战期间，诸葛亮虽未直接指挥作战，却在后方负责协调孙刘两军的粮草与兵力，还利用自己对荆州气候的了解，预判出东南风的出现（为黄盖火攻创造条件）。战后，刘备趁机占领荆州南部四郡，终于有了自己的根据地——“隆中对”中“跨有荆、益”的第一步，在诸葛亮的外交智慧下得以实现。
有人问诸葛亮：“为何不趁赤壁之胜，劝刘备吞并东吴的兵力？”诸葛亮摇头：“东吴是我们对抗曹操的重要盟友，若吞并其兵力，必引发孙权不满，反而让曹操渔利。政治家当以‘大局为重’，而非贪图一时之利。”这番话，正是他政治智慧的体现——他始终记得“隆中对”的核心是“联吴抗曹”，任何决策都不能偏离这个大局。
公元214年，刘备攻占益州，终于实现“隆中对”中“跨有荆、益”的目标。此时的益州，因长期战乱，早已民生凋敝：豪强兼并土地，百姓赋税沉重，官吏贪污腐败，民族矛盾尖锐（益州本土士族与外来的“荆州集团”不和，南中少数民族频繁叛乱）。刘备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军，负责治理益州——这是诸葛亮第一次全面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
诸葛亮治理益州的核心，是“以法治国”。他与法正、刘巴、李严等人共同制定了《蜀科》，作为益州的基本法律。《蜀科》强调“赏罚分明”：对清廉奉公的官吏，如董和，给予提拔；对贪污腐败的豪强，如彭羕，坚决严惩。有一次，蜀地豪强张裕因轻视刘备，又贪污赋税，诸葛亮依法将其处死。有人劝诸葛亮：“张裕是蜀地名士，杀之恐引起士族不满。”诸葛亮回答：“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若因名士而废法，日后谁还会遵守法律？”
但诸葛亮的“法治”，并非“严刑峻法”，而是带着“民生温度”。他深知，百姓是治国的根本——为了减轻百姓负担，他推行“屯田制”，组织士兵与百姓开垦荒地，还修复了都江堰（安排专人负责维护，确保成都平原的灌溉）；为了改善民生，他鼓励百姓种植桑树、茶叶，发展蜀锦业（蜀锦远销魏吴，成为蜀汉重要财源）；为了保障公平，他规定“官员与百姓同等守法”，甚至连刘备的义子刘封，因不服从军令导致荆州丢失，诸葛亮也劝刘备将其处死。
益州的官吏张裔曾说：“诸葛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意思是，诸葛亮的赏罚不偏袒亲信，不包庇权贵，无论贤愚，都愿意为他效力——这正是“以法治国”的最佳效果。
除了“法治”，诸葛亮还注重“人才选拔”。他打破“士族垄断官场”的惯例，既重用荆州集团的人才（如蒋琬、费祎），也提拔益州本土士族（如谯周、秦宓），还吸纳寒门人才（如王平，本是士兵，因作战勇猛、为人正直，被提拔为将军）。他选拔人才的标准是“德才兼备”，曾在《出师表》中推荐郭攸之、费祎、董允等“贞良死节之臣”，说他们“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
最能体现诸葛亮政治智慧的，是他“安抚南中”的举措。公元223年，刘备病逝后，南中地区（今云南、贵州一带）的少数民族首领孟获趁机叛乱，联合豪强雍闿、朱褒，攻占了南中四郡。当时的蜀汉，因夷陵之战惨败，国力虚弱，大臣们都主张放弃南中，诸葛亮却坚持要平定叛乱——他说：“南中是益州的屏障，若失去南中，蜀汉将陷入两面受敌的境地；更重要的是，南中百姓也是汉室子民，我们不能抛弃他们。”
公元225年，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他采纳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议，不急于军事进攻，而是先派使者与孟获谈判，了解他叛乱的原因（主要是不满蜀汉官吏的压迫）。在与孟获的作战中，诸葛亮七次擒获孟获，又七次将他释放——第一次擒获时，孟获说：“我是因为轻敌才战败，不算真输。”诸葛亮便放他回去；第七次擒获时，孟获终于心服口服，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平定南中后，诸葛亮没有派官员直接统治，而是任命孟获等少数民族首领为地方官，还教南中百姓耕种技术、纺织技术，帮助他们发展经济。他还规定，南中的赋税只需缴纳原来的一半，减轻百姓负担。这些举措，不仅稳定了南中，还让南中成为蜀汉的“后方粮仓”——南中每年向蜀汉提供的粮食和兵员，为后来的北伐提供了重要支持。
有人问诸葛亮：“为何不派蜀汉官员统治南中？”诸葛亮回答：“南中百姓有自己的习俗，派外来官员只会引发反感。不如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再辅以恩惠，才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这种“因地制宜”“恩威并施”的民族政策，体现了诸葛亮作为政治家的长远眼光——他要的不是“征服”，而是“融合”。
公元223年，刘备在夷陵之战惨败后，病逝于白帝城。临终前，他召诸葛亮到白帝城，将太子刘禅托付给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帝城托孤”。
刘备握着诸葛亮的手，声音微弱却坚定：“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番话，既是刘备对诸葛亮的信任，也是对他的考验。
诸葛亮听完，立刻伏地流涕，叩首至流血：“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他没有丝毫犹豫，也没有趁机索要权力，而是以“臣子”的身份，承诺会辅佐刘禅到底。
刘备去世后，17岁的刘禅继位，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兼任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蜀汉的军政大权，全部落在了诸葛亮手中。此时的蜀汉，内有国力虚弱、人心浮动，外有曹魏虎视眈眈、东吴关系紧张，诸葛亮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修复与东吴的关系。公元223年，他派邓芝出使东吴，向孙权表达和解的意愿。邓芝见到孙权后，说：“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孙权被邓芝说服，与蜀汉恢复联盟，从此“吴蜀通好，边境无虞”。
第二件事，是稳定蜀汉内部。他亲自写信给蜀汉的大臣，安抚他们的情绪；他还公布了刘备的遗诏，强调“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鼓励大臣们辅佐刘禅；对于那些心怀不满的豪强，他一方面依法震慑，一方面给予安抚，让他们明白“蜀汉安定，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
第三件事，是为北伐做准备。他知道，“兴复汉室”是刘备的遗愿，也是自己的理想——若不北伐，蜀汉只能偏安一隅，最终会被曹魏吞并。从公元223年到公元227年，诸葛亮用四年时间，整顿吏治、发展生产、训练军队，还平定了南中叛乱，让蜀汉的国力逐渐恢复。
公元227年，诸葛亮决定率军北伐。出发前，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出师表》，向刘禅陈述北伐的原因：“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他还在表中推荐了郭攸之、费祎、董允等贤臣，叮嘱刘禅“亲贤臣，远小人”，“咨诹善道，察纳雅言”。
《出师表》中的每一句话，都充满了诸葛亮的“忠诚”与“责任”——他不仅要为蜀汉的生存而战，还要为刘备的遗愿而战，更要为自己“兴复汉室”的理想而战。有人劝他：“刘禅年幼，若你北伐在外，朝中有人作乱怎么办？”诸葛亮回答：“我已安排蒋琬、费祎辅佐刘禅，他们都是忠臣，必能稳住朝中局势。至于我，北伐是我的责任，哪怕粉身碎骨，也不能放弃。”
从公元228年到公元234年，诸葛亮先后六次率军北伐（其中一次是防御曹魏进攻，史称“六出祁山”）。这六次北伐，既是他“兴复汉室”理想的践行，也是他作为政治家与现实的艰难对抗。
第一次北伐（公元228年），诸葛亮率军出祁山，起初进展顺利：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纷纷投降蜀汉，关中震动，曹魏皇帝曹叡亲自率军坐镇长安。但由于诸葛亮错用马谡镇守街亭（街亭是祁山的门户），马谡违背诸葛亮的部署，导致街亭失守。诸葛亮被迫撤军，第一次北伐以失败告终。
撤军后，诸葛亮没有推卸责任，而是主动向刘禅上书，请求自贬三级：“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刘禅同意了他的请求，将他贬为右将军，却仍让他掌管军政大权。
有人为诸葛亮辩解：“马谡是人才，只是一时失误，何必如此严惩？”诸葛亮回答：“街亭失守，导致北伐功亏一篑，无数士兵因此牺牲，我若不追责，如何向蜀汉百姓交代？如何向先帝交代？”他不仅斩了马谡，还亲自为马谡吊丧，安抚他的家人——这种“公私分明”的态度，让蜀汉将士更加敬佩他。
第二次北伐（公元228年冬），诸葛亮率军出散关，围攻陈仓（今陕西宝鸡）。曹魏将领郝昭坚守陈仓，诸葛亮多次进攻都未能攻克，加上粮草耗尽，只能撤军。撤军途中，诸葛亮设伏击败了追击的曹魏将领王双，算是挽回了一些损失。
第三次北伐（公元229年），诸葛亮派陈式攻占武都、阴平二郡（今甘肃陇南一带），曹魏将领郭淮率军来救，被诸葛亮击退。这次北伐，蜀汉成功占领了二郡，算是取得了小胜。刘禅因此恢复了诸葛亮的丞相职位。
第四次北伐（公元231年），诸葛亮率军出祁山，用“木牛流马”运输粮草（木牛流马是诸葛亮发明的运输工具，适合在山区行走），与曹魏将领司马懿对峙。司马懿采取“坚守不战”的策略，诸葛亮多次挑战，司马懿都不出战。后来，蜀汉的粮草再次耗尽，加上负责粮草运输的李严弄虚作假，谎称粮草不足，诸葛亮被迫撤军。撤军途中，诸葛亮设伏射杀了曹魏将领张郃。
第五次北伐（公元234年），这是诸葛亮最后的北伐。他率军出斜谷，在五丈原扎营，与司马懿对峙。为了解决粮草问题，诸葛亮在五丈原附近实行“屯田”，让士兵与百姓一起耕种，准备长期作战。司马懿依旧采取“坚守不战”的策略，诸葛亮多次派人挑战，甚至送了一套女人的衣服给司马懿，嘲讽他像女人一样胆小，司马懿却始终不为所动。
长期的劳累与焦虑，让诸葛亮的身体越来越差。他常常吐血，却仍坚持处理军务：白天亲自巡查军营，晚上在灯下制定作战计划，有时甚至通宵不眠。副将杨仪劝他：“丞相，您身体不好，可将部分军务交给属下处理，何必如此操劳？”诸葛亮摇头：“北伐是大事，我若不亲自盯着，放心不下。”
公元234年8月，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临终前，他安排好了撤军计划：让杨仪率军撤退，魏延断后（若魏延不从，可自行撤军）；还推荐蒋琬、费祎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叮嘱他们“若北伐不可为，当以保蜀汉为重”。
诸葛亮的北伐，最终以失败告终。有人说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理想主义的悲剧”；也有人说他“以攻为守”，通过北伐拖延了曹魏的进攻，为蜀汉争取了生存时间。客观来看，诸葛亮的北伐，既有“理想”的驱动（兴复汉室），也有“现实”的考量（蜀汉弱小，长期偏安必亡）——他的失败，不仅是因为蜀汉与曹魏的实力差距，还因为运气不佳（如街亭失守、李严误事）、人才匮乏（关羽、张飞、刘备去世后，蜀汉缺乏顶尖将领）。
但无论如何，诸葛亮的北伐，都体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坚守”——他明知前路艰难，却仍愿为理想耗尽一生；他明知可能失败，却仍不愿放弃一丝希望。正如他在《后出师表》中写的：“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诸葛亮虽然在公元234年去世，但他留下的政治遗产，却对蜀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蜀汉政权而言，诸葛亮的最大贡献是“奠定了蜀汉的统治基础”。他治理蜀汉期间，制定了完善的法律体系（《蜀科》），发展了经济（屯田、蜀锦、都江堰），稳定了民族关系（安抚南中），选拔了大量人才（蒋琬、费祎、董允、姜维）——这些举措，让蜀汉在三国中最弱的局面下，仍能存续四十余年（从公元221年建立到公元263年灭亡）。他去世后，蒋琬、费祎继承了他的政治理念，继续推行“以法治国”“与吴联盟”的政策，确保了蜀汉的稳定。
对当时的社会而言，诸葛亮的“仁政”与“法治”，为乱世中的百姓提供了“安定的生活”。在他治理下的蜀汉，百姓赋税较轻，吏治清明，社会秩序稳定——据《三国志》记载，蜀汉的百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在汉末乱世中是极为罕见的。他安抚南中的举措，也促进了民族融合，让南中地区从“蛮荒之地”逐渐发展成为“富庶之地”，为后来西南地区的开发奠定了基础。
对后世政治治理而言，诸葛亮的政治智慧成为了“治国典范”。他的“以法治国，兼顾民生”理念，被后世的统治者借鉴——比如唐代的李世民，就曾多次阅读《诸葛亮集》，学习他的治国之道；宋代的王安石变法，也借鉴了诸葛亮“重视农业、发展生产”的政策。他的“人才选拔”理念（德才兼备、不拘出身），也影响了后世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打破了士族垄断官场的局面，让寒门子弟有机会进入仕途，这与诸葛亮的理念不谋而合。
对后世精神文化而言，诸葛亮的“忠诚”与“鞠躬尽瘁”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他的《出师表》被选为历代学子的必读篇目，“亲贤臣，远小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名句，成为了无数文人志士的座右铭。唐代诗人杜甫曾写下“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诗句，表达对诸葛亮的敬仰；宋代名将岳飞，更是手书《出师表》，以诸葛亮为榜样。
在民间，诸葛亮的形象被不断“神化”——从《三国演义》中的“智圣”，到民间信仰中的“诸葛武侯”，他成为了“智慧”与“忠诚”的代名词。但我们更应该看到，诸葛亮首先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他不是“神”，也有失误（如错用马谡、北伐未成功），但他的“理想”“责任”“智慧”，却让他成为了超越时代的“伟人”。
诸葛亮的一生，是“理想”与“现实”交织的一生——他生于乱世，却始终怀揣“兴复汉室、安天下万民”的理想；他辅佐刘备，以“隆中对”定三分天下之策，却因现实的残酷，未能实现“还于旧都”的目标；他为蜀汉鞠躬尽瘁，最终病逝于北伐途中，践行了“死而后已”的誓言。
他不是一个完美的政治家——他错用马谡导致第一次北伐失败，他的北伐也消耗了蜀汉的国力，他晚年在人才选拔上稍显保守（未能及时培养出像他一样的顶尖人才）。但他却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他没有私心，不谋私利，始终以“蜀汉的利益”“百姓的福祉”为出发点；他没有野心，面对“君可自取”的权力诱惑，始终坚守“臣子”的本分；他没有放弃，哪怕明知北伐艰难，仍愿为理想耗尽一生。
公元234年，诸葛亮在五丈原去世，享年54岁。他的遗体被运回成都，葬于定军山（今陕西勉县），刘禅为他追谥“忠武侯”。千百年后，人们仍在纪念他——成都的武侯祠，每年都有无数游客前来祭拜；他的故事，被改编成小说、戏曲、影视，流传至今。
诸葛亮的一生，告诉我们：一个政治家的价值，不仅在于他建立了多少功业，更在于他坚守了多少理想；不仅在于他拥有多少智慧，更在于他承担了多少责任。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仅是对刘备的承诺，更是对“治国安邦”理想的坚守——这种坚守，超越了时代，成为了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财富。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