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的变革充满着悲壮和叹息，它的开端是1840年即清历道光二十年，农历鼠年，我想鼠年的年头大致总是不好的。一个王朝终焉的背影也在从海上来的喧沸的英吉利炮声中，晦涩不明了。留给我们看的，大抵是鸦片战争开始沦为，深重苦难这般刻在史书上的喃语，如似没落地主的后裔坐在破败祖宅上的喃语。民族的苦楚，文明的苦楚就这样的喃语里，被我们这些后裔品尝到了。
近来拜读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该书又名鸦片战争再研究，书是05年出版的，应是研究鸦片战争的著作。由是多事缠身，只得粗读绪论，略抒拙见。
绪论的四小节分别为：琦善其人，琦善卖国罪名之否定，琦善卖国说形成的原因，本书的主旨。
琦善此人在高中历史教材上几乎是一笔带过，在百度上只说是满族显贵，鸦片战争时主和派的代表人物。而在作者笔下，我得以对琦善有全面的认识。琦善本人仅为盲目无知的士大夫官员，并未如蒋笔下优秀的外交家（蒋如此写，应是宣传抗日），也未如百姓眼中卖国的罪人，甚至可能琦善只是皇帝的替罪羊。茅先生写上大量为琦善辩诬的话，目的并不是辩诬本身，而是为能突出思考鸦片战争对天朝的冲击，由此骤然显露的这些问题。
本书对琦善遭遇应处于次要，而着力于背后主因。朝廷的看法，民间的舆论，士大夫的行为其动因后的逻辑，以及对历史学作用的思考。而更严峻而从未有的危机是文明的冲击而不自知，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英国最先进的事物，经过儒家教义的折光，顿时变为最荒谬不堪的东西。君主立宪，在皇权至上面前，有如大臣擅权；经商贸易，在农本主义面前，显为舍本求末；追逐利润，在性理名教面前，只是小人之举；至于女王主位、男女不辨，更是牝鸡司晨之类的“夷俗”；即便令人兴叹的西方器物（钟表、玻璃、呢羽等），享用赏玩收藏之余，仍可斥之为“坏人心术”的“奇技淫巧”。无怪乎海通200余年后，中土的官僚士子们并未折服于西方，反坚信于中华文物制度远胜于“西夷”。传统夷夏观念根深蒂固，帝国自持封闭，以虚伪的道德舆论来牵就行政等方面的低效，腐败的人情官场，重内轻外的国家方针，以当时人的逻辑来推断当时的社会变化，才知危机的征兆虽已全面出现，而鸦片战争后，中国又沉沉地睡去了。
绪论从目录看分四小节和绪论面一句话（由琦善卖国而想到的），都是对当时清朝官员处事逻辑的辩证思考，特别以当局负责人的琦善为线索入手鸦片战争的研究，对其过去的历史评价给予了客观详细的反驳。在评判旧史学传统的忠奸理论，并得出令人深思的一条规劝：固有环境下产生的思维模式必然得出符合本身文化特质的结论，了解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行为逻辑，一定要以对方的生存结构为出发点，现在我们做决策治学时应十分注意，最重要的观点当然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但对我们后来者来说，更难能可贵的治学的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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