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考编困住了当代许多年轻人。青年作家班宇们选择进入体制内,也不过是内卷时代的一个缩影罢了。
考公务员、事业编和老师,近几年热度大增。
前一段时间我所在的西南地区某省城的教师招聘考试,市区某小学的小学语文老师报名比达到2000+:1,今年下半年国考公务员考试以税务机关居多,我所在省城市区某税务局的普通岗位报名比700+:1。想要在人群中脱颖而出确实不容易,所以连续备考多年才上岸的人,不在少数。
为什么中国人如此钟爱“铁饭碗”?当你回想李白郁郁不得志的一生,也许就会有答案。
他执着地想要进入体制内,哪一次不是撞得头破血流?也曾有过短暂的高光时刻,但是更多时候也只能无奈漫游,在浪漫诗歌中安放自己的愤懑,此外,别无他法!
时代变了,但人们对体制的执着依然有增无减。不仅是普通年轻人,连有作品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也不能免俗。
几乎每个圈子都有所谓制度,每个人挤破脑袋都想进入“体制内”!
体制意着某种“绝对”正确。被约束的同时,也将拥有更多来自官方的写作机会。
青年作家加入作协、文联并不可耻。
体制内需要吸纳优秀年轻作家以壮大队伍,优秀年轻作家也渴望自己能到更大的舞台展示自己,看起来似乎是件双赢的美差。
加入作协的写作者,对上稿篇数有硬性要求,不同层级的作协会要求具体发表篇数,对上刊的刊物等级也有明确要求。
而各区县的作协又统一受到中国作协统领。由此不难看出,从地方到高层,自上而下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网络,吸纳了大量优秀写作者!
为何会有文联、作协这样的组织?这还得追溯到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议”。这场会议将当时全国最优秀的文艺工作者团结到一起,他们得到统一指示,要为人民群众创造喜闻乐见的作品。作家要统一思想、统一步调,为国家文艺事业的繁荣而服务。在其影响下,出现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文学作品,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当然很多人会说文学创作就应该和官方保持距离,自由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比如萧红和丁玲两人的选择迥异,丁玲投身于延安积极热烈的创作氛围之中,萧红则始终与左翼作家群体保持距离!两种选择两种人生,没有孰好孰坏之分,都各自绽放了自己的光芒。
郭沫若的金石研究和文学功绩自然毋庸质疑,但他很多时候也是作为“官方代言人”的形象而出现的。他的《女神》诗集被认为是狂飙突进时代的独特产物,那种坚决地毁灭一切、渴望建立新秩序的爆发式感情,总感觉与人民大众隔着一层,很难让人有好感。
其实答案很容易找到,每个作家都渴望自由写作,但是也不能完全和时代割裂。每个人都被时代所裹挟,在一次次较量中,确定自己与官方的距离。
选择成为作家这条路很辛苦。你既可以孤芳自赏、闭门造车,也要允许其它优秀作家向体制内靠近。
有的时候,个人意愿在时局面前,不堪一击,所谓的文人风骨在金钱社会面前显得太过无力。
戴建业老师在妻子患癌症后,白天上课,晚上直播,接受文学讲座的邀请四处讲课,只为给妻子购买近2000元一片的药片。有一次,妻子吃药时,手中药片不小心掉在地上,她急得哭了起来,费了好大力气才找到。
有人问,一个博士导师也这么缺钱花吗?对,就是缺钱。
戴老师说,你这个时候来跟我谈文人风骨,没有任何意义!
是否在体制内,也并不是决定一个作家创造力的根本因素。
生存毕竟是第一要义,在经济形势唱衰的当下,拥有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也是年轻作家们的实际需求吧!
是否在体制内,也并不是决定一个作家创造力的根本因素。
至于进入体制后,会不会削弱班宇们的创作力,只能留给时间检验,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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