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考编困住了当代许多年轻人。青年作家班宇们选择进入体制内，也不过是内卷时代的一个缩影罢了。
考公务员、事业编和老师，近几年热度大增。
前一段时间我所在的西南地区某省城的教师招聘考试，市区某小学的小学语文老师报名比达到2000+:1，今年下半年国考公务员考试以税务机关居多，我所在省城市区某税务局的普通岗位报名比700+:1。想要在人群中脱颖而出确实不容易，所以连续备考多年才上岸的人，不在少数。
为什么中国人如此钟爱“铁饭碗”？当你回想李白郁郁不得志的一生，也许就会有答案。
他执着地想要进入体制内，哪一次不是撞得头破血流？也曾有过短暂的高光时刻，但是更多时候也只能无奈漫游，在浪漫诗歌中安放自己的愤懑，此外，别无他法！
时代变了，但人们对体制的执着依然有增无减。不仅是普通年轻人，连有作品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也不能免俗。
几乎每个圈子都有所谓制度，每个人挤破脑袋都想进入“体制内”！
体制意着某种“绝对”正确。被约束的同时，也将拥有更多来自官方的写作机会。
青年作家加入作协、文联并不可耻。
体制内需要吸纳优秀年轻作家以壮大队伍，优秀年轻作家也渴望自己能到更大的舞台展示自己，看起来似乎是件双赢的美差。
加入作协的写作者，对上稿篇数有硬性要求，不同层级的作协会要求具体发表篇数，对上刊的刊物等级也有明确要求。
而各区县的作协又统一受到中国作协统领。由此不难看出，从地方到高层，自上而下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网络，吸纳了大量优秀写作者！
为何会有文联、作协这样的组织？这还得追溯到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议”。这场会议将当时全国最优秀的文艺工作者团结到一起，他们得到统一指示，要为人民群众创造喜闻乐见的作品。作家要统一思想、统一步调，为国家文艺事业的繁荣而服务。在其影响下，出现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文学作品，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当然很多人会说文学创作就应该和官方保持距离，自由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比如萧红和丁玲两人的选择迥异，丁玲投身于延安积极热烈的创作氛围之中，萧红则始终与左翼作家群体保持距离！两种选择两种人生，没有孰好孰坏之分，都各自绽放了自己的光芒。
郭沫若的金石研究和文学功绩自然毋庸质疑，但他很多时候也是作为“官方代言人”的形象而出现的。他的《女神》诗集被认为是狂飙突进时代的独特产物，那种坚决地毁灭一切、渴望建立新秩序的爆发式感情，总感觉与人民大众隔着一层，很难让人有好感。
其实答案很容易找到，每个作家都渴望自由写作，但是也不能完全和时代割裂。每个人都被时代所裹挟，在一次次较量中，确定自己与官方的距离。
选择成为作家这条路很辛苦。你既可以孤芳自赏、闭门造车，也要允许其它优秀作家向体制内靠近。
有的时候，个人意愿在时局面前，不堪一击，所谓的文人风骨在金钱社会面前显得太过无力。
戴建业老师在妻子患癌症后，白天上课，晚上直播，接受文学讲座的邀请四处讲课，只为给妻子购买近2000元一片的药片。有一次，妻子吃药时，手中药片不小心掉在地上，她急得哭了起来，费了好大力气才找到。
有人问，一个博士导师也这么缺钱花吗？对，就是缺钱。
戴老师说，你这个时候来跟我谈文人风骨，没有任何意义！
是否在体制内，也并不是决定一个作家创造力的根本因素。
生存毕竟是第一要义，在经济形势唱衰的当下，拥有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也是年轻作家们的实际需求吧！
是否在体制内，也并不是决定一个作家创造力的根本因素。
至于进入体制后，会不会削弱班宇们的创作力，只能留给时间检验，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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