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八岁那年，父亲的工作证突然出现在饭桌上。
那是1993年深秋的傍晚，厨房飘来炖白菜的香气。母亲背对着我擦洗那个褪色的搪瓷缸，水珠顺着她发梢滴在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上。我踮脚够到工作证时，塑料封皮还带着门外卷进来的寒气，父亲的黑白照片在暮色里泛着青，领口第二颗扣子依旧没系好。
"爸爸又去省城培训了？"我把工作证翻过来，背面沾着几点干涸的水泥。
母亲擦桌子的手顿了顿，搪瓷缸磕在水泥台面发出闷响。"这次要久些。"她扯下晾在铁丝上的蓝格子抹布，开始反复擦拭全家福相框。那是去年春节在镇照相馆拍的，父亲穿着簇新的中山装，我手里攥着快化掉的橘子糖。
第二天清晨，我发现相框裹上了食品柜里裁剩的透明塑料膜。母亲正踮着脚往窗户缝塞报纸，北风卷着煤灰在玻璃上划出细长的痕。她转身时我瞧见眼尾泛红，像被冬雨打湿的褪色春联。
邻居王婶送来腌萝卜时，塑料膜已经包到五斗柜上的奖状框。"你妈魔怔了。"她蹲在门槛剥毛豆，豆荚裂开的脆响混着压低的话音，"机械厂塔吊...哎，造孽..."我蹲在煤堆旁数蚂蚁，黑亮的甲壳虫正搬运半粒小米，触须扫过父亲昨夜落在砖缝的烟灰。
父亲的工作证在立冬那天不见了。母亲开始用麻绳把相框捆在墙上，塑料膜在穿堂风里鼓起又瘪下，晃动的光影中，父亲的笑容被折出细密的皱纹。我半夜醒来常听见剪刀裁塑料的沙沙声，月光淌进里屋，母亲佝偻的剪影像株被雪压弯的老槐树。
二十年后，我在整理母亲遗物时找到那个相框。塑料膜已经泛黄脆裂，夹层里藏着父亲的工作证，背面水泥渍旁多出一串褪色的蓝墨水数字——19931107。县档案馆尘封的《安全生产事故记录》第137页，九十年代国企改革的大字标题下，有段被虫蛀的记载："11月7日，机械厂塔吊钢索断裂..."
相框玻璃内侧凝着两道蜿蜒的水痕，在父亲中山装第二颗纽扣的位置，结成小小的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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