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入校不久金秋十月的某日下午,当时我与刘燕生、王光一和白华站在影壁后面正在神吹海哨地扯着闲淡,突然,一阵优扬顿挫节奏分明的口琴声音从影壁的另一端飘了过来。我细听一下,所吹奏的歌曲是当时耳熟能详的《金瓶似的小山》。
其实,我感兴趣的并不是那首歌曲如何,而是吹奏歌曲的口琴。当时也不知是什么东西触动了我的某根神经,我突然被口琴的美妙声音深深地吸引住了。随着口琴声音的飘近,我看见王鲁军、潘伟谊,好像还有一个那谁,从影壁的那一端转了过来。我看清楚了,《金瓶似的小山》这首歌正是从王鲁军口中含着的口琴中发出的。
那个年代,口琴可是个时髦乐器,就好像赵本山小品中说的手电筒是家用电器一样。其实我对口琴并不陌生,最早接触口琴,是在侯宝林主演的相声电影《游园惊梦》中。侯宝林饰演一个不懂规矩的人到动物园游玩,他把口琴塞在大象鼻子上玩耍,后来大象就把口琴吃到肚子里。随着大象一次又一次呼吸,口琴在大象肚子里不断响起,侯宝林随着口琴的声响手舞足蹈起来。我第一次知道口琴接触口琴,就是在那场狂飙来之前的这部电影中。
在电影里看口琴那是远距离,而看王鲁军吹口琴那就是近距离了。由于还没有打上课铃上课,殿尊老师还没有到教室。于是潘伟谊便拿出口琴与王鲁军一起吹了起来。不远处的刘玲和汪波还有几个女生远远地看着。我悄悄地走到王鲁军和潘伟谊身边,仔细欣赏,耐心品味。实话实说,就他们俩人吹口琴的水平而言,我似乎觉得潘伟谊略胜一筹。这就是潘伟谊能去学校文艺宣传队而王鲁军不能去的原因所在。
我说潘伟谊吹口琴比王鲁军略胜一筹,主要胜在嘴巴上。潘伟谊的嘴巴大,用嘴含在口琴上可以覆盖两个八度。而王鲁军嘴巴小,其嘴只能在口琴上覆盖一个八度。由于硬件条件的不一样,其吹奏水平高下立判。但无论怎么说,王鲁军和潘伟谊俩人所吹奏出来的口琴,其声音是美妙的,其节奏是鲜明的。
我站在他们身边只观察不说话,因为一说话就显得无知。我发现他们的口琴是上海产的重光牌口琴,白色的外壳绿色的内瓤,长度大概为半尺。他们面前的口琴盒子里都放有手绢,一来用手绢擦拭满嘴跑的吐沫,二开吹完之后用手绢包裹住口琴然后再放入盒子中。此时,随着上课铃声的响起,殿尊老师进入教室,我也回坐在座位上。然而就在这个时间点上,口琴发出来的那般优美动听的旋律彻底征服了我打动了我,我决心攒钱买一把口琴然后学会吹奏它。
一九六八年底的和平里一带,并不如现在这般繁华。从安定门到蒋宅口的道路,是一条简陋狭窄的小路,路的两边是低矮的房子。蒋宅口往东是和平里的主要街道,最高的大楼是化工部办公大楼。街道两边分别是和平里医院、加油站和稻香春食品店等。距离人事部不远的和平里百货商场,是和平里一带最大的综合性商场。
我去了和平里百货商场买口琴,但却未果,因为那里不卖口琴。我去了安定门内的一个文具商店,但那里也没有口琴卖。那家文具商店的售货员告知我,灯市西口有一家乐器商店,这家商店肯定卖口琴。于是为了省钱,我迈开双腿走到了灯市西口,找到了那家乐器商店。
那家乐器商店的名称是啥,我记不清楚了,但里面的乐器林林总总,可谓琳琅满目。据说,这家乐器商店是北京城里乐器品种最全、也是最有名的乐器商店。在那场狂飙时代,各行各业,包括学生的学业都荒废了,唯独音乐和舞蹈包括乐器却畸形地繁荣起来。其实原因不说自明,都是为了宣传需要了。
当时的北京乃至全国,学习乐器的人着实不少。开始是为了大众舆论宣传的需要,到了狂飙中期和后期,很多人把学门乐器当做敲门砖考进艺术团体而避免去插队,甚至可以成名成家。当时东北三省最具备文艺土壤,那里的很多人把学习一门艺术专长叫做奔事业。所以,中国的演员队伍中,东北籍的演员人数占据半壁江山,也就不奇怪了。
进了乐器商店之后我茫然无措东张西望,毕竟这是我第一次进入这样的艺术殿堂,就好像《红楼梦》中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慢慢踱步绕了一圈之后,我终于在展示柜台里看到了心仪已久的口琴。
售货员问我,你买口琴是买重音口琴还是单音口琴?我不知如何回答便反过来问她哪个口琴好。售货员回答说,当然是重音口琴了。我说就买重音口琴吧。然后售货员又问我要 C调 F调 口琴还是 G调口琴,我又问她哪个调好。见我如此外行如此孤陋寡闻,售货员笑了。晓得我是一个音乐盲,于是她便告知我,你选择哪个调的口琴,与评判口琴的好与不好没有任何关系。她还告知我,一般人买重音口琴大都喜欢买 G调口琴,用这种口琴的人比较普遍。于是我说那就买 G调口琴吧。我记得当时这种口琴的售价是七元钱。我交钱付款并且无比珍藏地把新买的口琴放在书包里,撩开大步,从灯市西口徒步走回和平里家中。
口琴好吹但吹好了却很难。回家之后我就开始勤学苦练起来。在每一个口琴盒子里都附有一份简易的说明书。如果按照说明书来练习吹口琴应该不会错。可是千错万错就赖我懒惰。我自认为我明白了吹口琴的技巧,不用看说明书了。潘伟谊告诉我,双数是吸,单数是吹,但第七位音符除外。于是我就摸索着找准音阶开始吹《东方红》。这时我犯了一个错误。按说口琴的排列左侧为低音右侧为高音。可我理解倒了,把左侧当做高音把右侧当做低音。于是我便错拿错吹,就好像金庸小说《神雕侠侣》中的欧阳峰一样,倒着练习假的九阳真经,居然小有成绩。当时发生在我身上的就是这个尴尬状况。
用不正确的方式并且带着瑕疵吹口琴,基本上没有发展空间。好在我有毅力,我想做一件事必须要做成它。最后,我终于改正了不正确的口琴吹奏方式,其代价是我的神经细胞死掉了成千上万个,带来了我的心力交瘁呀!这都是后话了。
在王鲁军和潘伟谊的带动下,一连一排很短时间内出现了除我之外的不少口琴爱好者,比如王光一、左小鹏、高景汉、白华、史立民和张晏春,还有谁我记不清楚了。
平常情况下,大家不敢吹黄色歌曲,偏好吹一些流行的革命歌曲,比如《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毛主席》《东风吹战鼓擂》《北京的金山上》等。作为我来说,我喜欢那些节奏感比较强的乐曲,比如吹奏藏族歌曲和蒙古族歌曲;我不喜欢吹奏维吾尔族歌曲,觉得维吾尔族歌曲太散音节太多,不好把握节奏。当然,在那个年代,稍有一点洋味的歌曲是阿尔巴尼亚曲作者谱曲的《海内存知己》,用口琴吹奏这首歌感觉就是不一样。
某天下午下学之后,我所在的一排与四排外号叫老四的刘全生等人进行口琴飙歌。老四刘全生的口琴吹得也不错,他最能打动我的是歌曲《我爱祖国的蓝天》。这是一曲描写空军飞行员的歌曲,曲调很美特别能抒情。老四吹奏起来摇头摆尾,深深沉浸在乐曲之中,无论情感还是表情都异常丰富。一连四排谁参加飙歌,我记不清楚了,但老四的口琴吹奏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一天的口琴飙歌地点就在我们的教室前面,教师办公的灰楼后面。我们或站或坐或倚靠在树干上,东侧是半环抱领袖像的影壁,西侧是放体育器材的仓库,也是关学校黑某分子的地方。我们这些所谓的音乐爱好者,人手一把口琴,吹奏着所能记起来的所有歌曲。
我们正在一首接一首地吹奏着革命歌曲,突然一阵悠扬动听的曲调传来,让我不知不觉地竖起耳朵如饥似渴地倾听。传到我耳中的歌曲我从来没有听过,怨我孤陋寡闻。但是屎豆史立民吹出来的歌曲像一股春风沁人心脾,让我浑身舒坦。白华告诉我,屎豆吹的歌曲是《外国民歌两百首》中的歌曲,这些歌曲都属于学校禁唱的黄歌。
我没有想到,和着屎豆吹出来的歌曲,刘全生、王鲁军、白华还有一干人等都能吹起来,尤其是《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星星索》《宝贝》等。这让我很纳闷,这帮人中很多带着红卫兵袖章的红卫兵战士什么时候被封资修的大染缸侵蚀了?好在此时殿尊老师和谢副没有看见,否则吹奏黄歌的这些人要被办学习班了。我记得那天的飙歌异常尽兴。自此,我也知道了外国的黄歌竟然这样好听,并有着如此旺盛的生命力。
吹奏口琴的重要技术是打拍子。打拍子有两种打法。一是把双手握在出音口处,闪动双手可以出来震颤音。二是巧妙地使用你的舌头,用舌头和着音乐有节奏地点击,这样就可以发出砊砊的节奏。
于是,且吹且提高,我的吹口琴技巧逐步地完善起来,虽然不能与潘伟谊、王鲁军、刘全生等人比,但在我们楼可以说是冒出了风头。后来我发现,狂飙期间分配到北京一四五中学来的第一批大学生中,会吹口琴者也大有人在,比如马满和、许连锁等。口琴,凝聚了那个时代人们的音乐梦想并成为那个时代人们所喜爱的乐器。
那丢了口琴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其实,这种情况我真的遇见过。记得那是初三年级夏天某日,我回到家中吃完晚饭,百无聊赖之际就想对照手抄本的《外国民歌两百首》练习几首外国歌曲。突然发现口琴不见了。我估计口琴不会丢,有可能落在书桌里面了。因为我临收拾书包的时候用手抚摸了一下我珍贵的口琴。好在夏天天黑的晚,我便领着两个弟弟来到学校。
学校看门的盛大爷我熟悉,没有过多解释我们便进了学校。翻窗进入教室拿到口琴后我问弟弟们:你们有没有胆量与我一起走防空洞?两个弟弟毫不犹豫地同意冒冒风险。当时我们身上没有带任何照明的东西,比如打火机和手电筒。由于我亲自参与了挖防空洞的整个过程,所以我凭着记忆,愣是摸索着从学校紧西头爬到学校紧东头。途中我不知一次地想象,从某个阴暗的角落窜出来一个坏蛋袭击了我们。
当我大汗淋漓地爬出防空洞口的时候,除了长舒一口气外我又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我后悔爬防空洞的轻率举动,因为我发现口琴又在此遗失了,而且我确信遗失在防空洞中了。而我,再也没有胆量和勇气爬入防空洞中重新寻找了!我丢失的那把口琴,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把口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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