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任何时代都必须具备的国家要素。早在春秋时期就有子产铸刑书、赵鞅铸刑鼎，在人类的思想觉悟水平没有达到“太傻状态”（参考太傻天书）时，法律是唯一规范人们行为的准绳，是社会安定发展的基础。
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法律法治遭到了破坏，武装割据各有章法，互不相同。朱元璋建立明王朝，非常重视法律的制定。他曾明确提出“礼法，国之纲纪。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纪纲法度，为治之本。”因此，朱元璋称吴王第一年（1367年）十月，就任命以左丞相李善长为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御史中丞刘基等二十人为议律官，制定律令。李善长等提出：“历代之律，皆以汉九章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旧。”法律制定小组就以唐律为蓝本着手制定明律。朱元璋甚至亲自和他们在一起讲论律义。当年十二月，“书成，凡为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又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桢等取所定律令，自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凡民间所行事宜，类聚成编，训释其义，颁之郡县，名曰《律令直解》”。后来，朱元璋觉得“尚有轻重失宜”之处，又命人继续修订。
直到洪武六年（1373年）夏刊“《律令宪纲》，颁之诸司”。这年闰十一月，朱元璋又命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大明律，“每成一篇，辄缮写以进，上命揭于两庑之壁，亲加裁定”。洪武七年（1374年）二月书成，颁行天下，篇目一准于唐，共计六百有六条，分为三十卷。
从吴元年起到洪武六年，经过前后七年的反复修改，基本上完成了明律的制定。以后在贯彻中对原来的律条又有所增损，因此，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刑部又奏请更定了一次，“取比年所增者，以类附入”。重新整齐编订，直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才正式颁布。《明律》有三十卷，四百六十条。
《明律》是朱元璋一生政治活动的经验总结，是他“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载”，反复修改“凡七誊稿”，字斟句酌的“不刊之典”。朱元璋把它视为维护朱明皇朝长治久安的法宝，所以他在《祖训》中谆谆嘱咐：“凡我子孙，钦承朕命，勿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
《明律》的规定尽管相当详细，但复杂的社会生活毕竟不可能为之囊括无遗。朱元璋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以便把《大明律》贯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去，就汇集官民“犯罪”事例来解释律条，称为《大诰》。明朝政府于洪武十八年颁行《大诰》，次年又颁《大诰续编》、《三编》，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臣民熟观为戒”，并且规定如果家里有一本《大诰》的，犯“罪”时可减一等判刑，没有的就要加一等判徒。并“令天下府、州、县民，每里置塾，塾置师，聚生徒教诵御制《大诰》，欲其自幼知所遵守。阅三岁，为师者率其徒至礼部背诵，视其所诵多寡次第赏之”。洪武三十年（1397年），天下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凡十九万三千四百余人。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又颁赐“天下武臣《大诰》，令其子弟诵习”。朱元璋所以花费这么大的力量来推行《明律》，其目的是通过律令的教育和宣传，使广大人民都能服服帖帖地在封建统治下生活：农民老老实实地从事耕作，读书人好好地学习忠孝仁义那一套封建理论，商人贩运货物以通有无，手工工人专心专意去搞技艺。总之是要人民“奉法守分”，“应役输租”，“上下相安”。这样，自然就达到朱明王朝长治久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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