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和菜头的文章，我决定自己也来写一篇。
如果范雨素的文字能触动观众的泪腺，那么和菜头的文章就是文学大作，而我写的，也可以叫做文章了。
这是一个文字退化的时代，好在还有一批像我一样的伪文青，坚守在传统文学的郊区打转，时不时来两段骚气悲情的文字。
我最早喜欢写一些简短的词句，就像菜头说的，把长段落的文字分割开来，像极了我们村里的梯田，颇有一番意境和美感。
我叫非烟，曾用网名：红一叶、酒鬼、酒鬼红一叶、红叶、陌路江湖、冷剑书生。我的微信名就是酒鬼红一叶的全拼，从2013年一直沿用到今天，并计划一直这样用下去，直到微信也变成历史的尘埃，烟消云散。就像百年以后的我一样，被人遗忘。
我出生的地方是一个贫瘠的山丘村落，我在村里长到了16岁，然后离开。对于小时候，我没有多少记忆，这大概和我注意力不集中有关，总是记不住东西，上午吃的什么饭，下午就忘记了。
也是因为这样，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怎么好。识得几个残文断字，成为我后来喜欢文学的启蒙。
儿时的事情实在没什么可讲的，饭吃的很饱，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没有饥荒一说了。所以我是幸运的，倒是常常听祖辈们说起闹饥荒的事情。这样的说教并未对我构成什么威胁，所以我一直长的很瘦，当然也很英俊。
外出并非为了谋生，只是因为我的同学们有一半上了高中，另一半也都外出打工了。在村里没个可以作伴的人，也没有多少可供我做的事情。除了下煤矿，这是父亲一直告诫我不要去做的事。因为那个时候的矿难频频发生，被死亡不过是个迟早的事情。
我外出打工，也不知道该做点什么，前后几年一直飘飘落落。进过工厂，去过工地，辗转反侧，糊一张口。
闲暇的时候打打扑克牌、看看鬼片、去附近晃荡一圈。好在我有文学的天赋，终于让我发现一个好地方，就是图书馆。
去了图书馆才知道，原来世上除了课本，还有各种各样的书籍。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我迷失在这个新奇的世界里。图书馆的书都好贵，要花掉我两三天的工资，我只好或站或蹲在图书馆的走廊里，常常被工作人员喊着让一让、让一让。偶尔靠在书架旁边，还要被教育两句。
虽然喜欢这个新世界，但我又不敢常去，怕被工作人员认出来蹭书看。又因为注意力不集中，总是翻几页就丢下，又去翻另一本书，所以至今都没能看完一本书，更没看出个子丑寅卯。
看多了就觉得自己也能写点什么，后来写了一些段落简单的词句。又听说文章还有发表一说，于是跑到了文联主席办公室去敲门。文联主席的办公室可不是我这个毛头小子能够找到的地方。
先是找到了远在郊区的电视台，经人指点以后才找到了文联大院。因为文联在市政府办公楼后院，所以每次进门都要被岗位卫兵审问一番，然后做个登记放进去。
我不知道文联上班还有工作日和休息日一说，几次之后终于找到了文联主席。看完我写的东西以后说：你这不能叫文章，只能叫流水账。后来我根据这个意见去修改了自己写的一些词句。
文联主席大概看我勤恳实在，终于在下一期的杂志上刊登了几首我写的小诗。这对我很是鼓足，但当时的市办杂志是没有刊号的，自然也就没有稿费一说。
我就这样断断续续，读读写写，虽没能看完一本完整的书，倒也看了不少历史轶事。我喜欢看古人的诗词，也喜欢看传外野史。这些野史不光讲历史名人光鲜的一面，更讲背后阴暗的一面。
不会像书本和电视上只能看到一个人物的正面，也能看到他的背面和内心。正是这种全方位多角度的看待方式，让这些人物在我的心中渐渐立体了起来。
比如，宋朝的朱熹老夫子曾指使手下毒打一名叫严蕊的军妓，逼迫严蕊陷害自己的恩人唐仲友。好在严蕊高风亮节、宁死不屈。朱老夫子的阴谋没有得逞。仁宗皇帝知道以后，派遣岳飞的孙子岳霖查明了真相，还严蕊以清白。后来严蕊写了一首著名的卜算子：
不是爱风尘
似被前缘误
花落花开终有时
总赖东君主
去也如何去
住也如何住
待到山花烂漫时
莫问奴归处
朱老夫子是儒家理学派的开山鼻祖，你能说他不是圣人么？
又比如，王安石任地方父母官的时候，曾判过一个谋杀亲夫的案子。某女被姑父卖给一个同村的老光棍做媳妇，这位性格刚烈的女子不愿意屈从，所以在成亲之前偷偷潜到老光棍家里，用剪刀刺伤了他。王安石最后判这名女子监禁半年。
二十年以后，王安石担任宰相，两年之后又卸任。王宰相的反对派司马光刚上台，首先办了一件案子，将二十年前的那名女子抓起来，以谋杀亲夫的罪名斩首示众，以正国法。
彼时那名女子早已嫁人生子，儿孙满堂，却不想又被翻案处决。谁能说，司马光不是那位儿时砸缸救人的英雄？谁能说司马光不是那位写出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文学巨匠？
看过风轻云淡，看尽人情冷暖。
想起那些美丽的花儿，我的心都碎了。
如今我仍然会读一些小众的书籍，听一些小众的节目。思想是个好东西，注定没办法让大众所熟知。那就做自己的事情，读自己的书，也算一件不亦乐乎的事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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