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有两男三女五个孩子，唯独我得了个“洋芋蛋”的绰号。因为五个孩子中只有我出生在甘肃古浪，一个叫小桥村的地方。
听母亲讲，父亲拖家带口逃离西北边垂的小山村时，我也在肚子里跟着她们一起奔波。父亲的地主出身外加识文断字武文弄墨，最终给他招来了祸事。在那个特殊时期，有知识文化便是原罪。
当运动的浪潮声渐渐逼近时，父亲敏感的神经捕捉到危险的讯号。二话不说，逃，逃回甘肃老家。父亲这一走，果真躲过了政治运动的电闪雷鸣，惊涛骇浪。然而，终究没有躲过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萧萧严冬。
父亲是奶奶的垫窝儿子，甚是疼爱。奶奶在世时，父亲的日子像锅底的糖稀甜滋滋。
后来伯父成家了，大妈进了门。父亲渐渐尝到了生活的苦涩滋味儿。好在那时奶奶还健在，父亲跟着奶奶一起过。尽管也会受点儿闲气，但是不愁温饱。爷爷是个大烟鬼。在父亲十二三岁时，他就把家里的主事权交给了父亲。原因很简单，因为父亲肚里有文墨。
爷爷无疑是有远见的。然而，他的这个决定却招来了大妈的不满与嫉恨。奶奶一去世，父亲的苦日子就来了。他曾经和奶奶住的小屋从此八面透风，四方漏雨。
吃不饱，穿不暖也就罢了，父亲还要看人脸色，受人白眼。最后，父亲一咬牙一跺脚，眼里含着两包泪远走新疆。那时，父亲已经22岁。借着建设大西北的滚滚热潮，起初父亲在新疆的是日子顺风顺水。
父亲年轻力壮吃苦肯干，外加通文墨有文化， 一时间，他竟成了炙手可热的大红人。然而，好景不长。父亲成家后没几年，政治运动以排山倒海之势汹涌而至。
之前，父亲身上那些被人眼热的优势，瞬间摇身一变成了射向他的一支支冷箭。见大事不妙，父亲拔脚就逃。
当年离乡时，父亲背着个破铺盖卷，孤身一人。返乡时，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准确地说，应该是三个，我那时已经在母亲的肚子里。
父亲的归来是冷寂的。住的仍然是之前的那间破土房。时隔多年，房子愈加破旧。风雨都是些势利眼的家伙，在四处漏风的小房里作威作福。
父亲带着一家人是秋收后回去的。大伯拖家带口，日子过得也很清贫。父亲走后，他的那片地自然是大伯耕种的。大伯便周济了父亲一点儿粮食。但是，那点儿粮食根本就填不饱一家四口的肚子。
一家人忍饥挨饿受冻，好不容易熬到了第二年春天。肚子依然是鳖的，但至少不受冻了。我是七月出生的，那时甘肃老家的麦子还没有黄。一家人的脸却比麦穗更黄。青黄不接的时节，时间像老牛的病蹆，脚步沉重缓慢，一瘸一拐。
好不容易挺到了麦熟秋收，一家老小终于吃了顿饱饭。父亲却打定主意，仍然回新疆。躲过了运动的浩劫，也看够了亲人的冷眼。就算死也要死在异地他乡。
父亲毅然决然地带着我们再次开启了离乡之旅。是离别，也是回归。从此，父亲把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远远地抛在身后，再也没有回头。遥远新疆的那个小小村落便成了父亲的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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