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窗外的景致，正如一卷被无形的手徐徐倒展的画卷。田野、屋舍、远山与疏朗的树木，皆默然地、顺从地向后流去。我蓦地惊觉，这车轮滚动的方向，是家。
年年“十一”，我们照例要完成这样一次迁徙，下一个这样确凿的归期，便须等到爆竹声声的春节了。当世人的足迹遍布名山大川，我们将这难得的闲暇，虔诚地奉献给另一项仪式——去看望那在时光里被渐渐染白鬓角的父母。
高速公路是一条喧嚣的河。我们的车是其中一滴踽踽独行的水珠，与无数陌生的同类时而汇聚，时而分离，奔赴各自命定的终点。前方偶有堵塞，长长的车列便匍匐成一道钢铁的疤痕。
出奇地，无人焦躁地鸣笛，大家只是静静地停着，仿佛都已默认为这旅程中必然的插曲，一种心照不宣的、对现实的忍耐与接纳，在发动机低沉的嗡鸣里，等待道路重新变得畅通。
原本五个小时的行程，这次竟延长至近八个小时，才终于抵达先生的老家。门铃响过片刻，便听见里头急促的、由远及近的脚步声。门开了，婆婆系着那条熟悉的、沾着些许油渍的围裙，从厨房里小跑出来，笑意从眯起的眼角的皱纹里，满得几乎要溢出来。她忙不迭地将我们让进去，那身影里，有一种忙碌的、踏实的欢喜。
安顿好行李，先生便用那口我永远学不地道的乡音，与婆婆絮絮地聊开了。许是大半年未见到过，话头竟像春日的藤蔓，长得没有尽头。我坐在一旁，大多时候只能做个安静的旁听者，从那抑扬顿挫的语调与零星捕捉到的字眼里，揣摩着一段我未能完全进入的生活。
待那温软的乡音暂歇，我带着几分不确定，轻声问先生：“方才……是不是聊起你父亲的年纪了？”
“哦，是呢。”他眉宇间掠过一丝淡淡的无奈，“母亲说起，有户人家想请父亲去做工，却又嫌他年纪有些大，放心不下。”
我一时愕然。在城市的职场里，三十五岁已是一道森严的门槛，不曾想，在这烟火人间的小镇上，同样有岁月的顾虑。
“那……爸爸今年高寿了？”我只依稀记得是六十好几，话便这样脱口而出。
“六十七了。”
“人家是怕做工时万一有什么闪失，担不起责任罢了。”我试着去理解这份疏远背后的逻辑，“不过老人家身子骨一向硬朗，想来是无碍的。”
“是啊，别人有这想法，我能明白。”先生点了点头。
“这般年纪，原该像城里那些退休的人一般，含饴弄孙，安享清福了。”我叹道。
“他们这一辈人，但凡还能干得动，是决计闲不住的。总要找点活干，心里才踏实。”
我于是不再言语，只在心底深深地吁出一口气。或许，至少在这个年纪，于这小镇上还能被人记起，还能有活可寻，无论成与不成，本身也算得是一种苍凉的慰藉了。
翌日清晨，我们转道去了我母亲家。得知父亲竟去了外省赚钱，我心中的讶异简直无以复加。何时去的？去做什么？如何去的？几时回来？一连串的问号，像受惊的鱼群，争先恐后地自我口中涌出。
“有熟人开车一同去的，好些个人呢，说是后天就回转。”母亲简略地答着。我不忍再穷追猛打地问下去，心里盘算着，过两日再来一趟，总要好生见见父亲，将这些疑问一一解开。
两日的时光，倏忽而过。我终于见到了风尘仆仆的他。望着他比记忆中又深了几分的皱纹，我忍不住忧心道：“明年就整七十的人了，怎么还跑那么远的地方去，身子怎么吃得消？”
“不妨事的。”他摆摆手，语气里有一种故意做出的轻松，“是咱们这边人办的厂子，在那边有点活，临时叫几个人过去帮几天忙。坐着汽车，来回快得很，一点也不累。”
我于是将公公因年纪被人顾虑的事说与他听，末了，带着几分心疼，轻声问道：“您呢？打算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歇下来，不再这样奔波了？”
“日子还长着呢，”他笑了笑，眼神却仿佛穿透了我，望向一个渺远的、生命的尽头，在那里默默计算着余生每一寸光阴所需付出的代价，“趁现在还干得动，再多做几年，攒下几个养老钱，我同你妈妈两个人，也好宽裕些。”
“我们每月都给生活费的，您少做一点，身体最要紧。”我急忙提醒他，仿佛要将他从那过于沉重的计算中拉回来。
“你们各有各的家要照应，用钱的地方多着哩。”他伸出那双粗糙的手，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那掌心传来的温热与粗砺的触感，让我鼻尖猛地一酸，“我们尽量把自己顾好，不给你们添麻烦。”
“这怎么是麻烦！”我的声音霎时哽住了，眼眶里有热流在急速地汇聚，“子女奉养父母，是天经地义的责任，是本分！”
“好了，好了，我知道的。”他见状，便又用那惯常的、宽慰的语气说道，“我会当心自己身体的，你放心。”
归程中，那幅画面总在我眼前浮现：公园里，广场上，多少与他们年岁相仿，甚或更年轻些的长者，或提着鸟笼悠闲踱步，或含饴弄孙，尽享天伦。我多么希望，我的父亲母亲公公婆婆，也能早日卸下生活的重担，融进那样一幅安宁、幸福的图画里去。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只得这一趟单程的旅途。上半辈子，为了儿女，他们已付出了全部；这下半辈子，我多么盼望，他们能真正地为了自己，从容地，好好地享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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