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后没多久，家里还弥漫着悲伤的气息，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像一道微弱的光，照了进来。镇上派出所缺人手，知道他在本地有名声，能镇住场子，想请他去做临时工，主要协助治安巡逻，调解些民间纠纷。
他去了。那身协警的制服，虽然不是正式的警服，但他穿得格外仔细，每一个扣子都扣得严严实实，帽子也戴得端端正正。那一个星期，他跟着所里一位快退休的老民警，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巡逻，处理些张家丢只鸡、李家孩子打架之类的鸡毛蒜皮。他第一次觉得，自己离父亲口中那个“正道”，那个象征着秩序和尊严的“庙堂”，是如此的近。他处理事情依旧干脆利落，但言语间，多了几分过去不曾有的耐心和程序感。
可母亲哭了，死活不同意。她拉着大哥的手，老泪纵横：“儿啊，那身皮是那么好穿的？你以前得罪了那么多人，穿上它，是能唬人，可等你脱下来呢？那些记恨你的人，能放过你？不能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啊！”
几乎是同时，妻哥刘思云（那时已刑满释放）更是直接找上门，指着他的鼻子骂，话语粗俗而直白：“你他妈是不是脑子被门夹了？穿上那身皮容易，那是套在你头上的紧箍咒！等你哪天不干了，信不信你一出派出所大门，就被人弄死在小巷子里？你想让你老婆孩子守寡吗？”
他看着母亲通红的、充满恐惧的眼睛，想起父亲“走正道”的遗言，心里像有两把烧红的刀子在反复绞动。理想与现实，孝道与抱负，安全与风险，将他撕扯得痛苦不堪。只做了一个星期，在母亲几乎是以死相逼的泪水和妻哥冷酷的现实威胁下，他默默地把那身还没来得及焐热的制服，仔细地叠好，抚平上面的每一道褶皱，然后郑重地还了回去。
那条看似离"庙堂"最近、最直接的“正道”，对他这种背景复杂、树敌颇多的人来说，却是一条看得见尽头的断头路。
他曾经把所有残存的希望，都孤注一掷地押在了村长这条看似更稳妥的晋升路线上。他打听过了，镇上的干部，一般都得先做村长，干出成绩，才能被考虑进村委，还得是村委书记才有分量。而最关键的一步，所有人都告诉他——“之前也一定要入党才行”。这是一个他从未深入了解过，却又仿佛掌握着命运钥匙的领域。
他开始了艰难的奔跑。跑了很多路，找了很多在他看来"说得上话"的门，递了无数根被手心汗水微微浸湿的香烟。人家面上都挺客气，接过烟，打着哈哈：“夏清啊，有能力，有魄力，我们都晓得，看在眼里。但是嘛......”
话锋总是到这里一转，语气变得官方而模糊，“但是，有些硬性指标，不是光靠跑关系、有能力就能搞定的。啊？这个，还是要看政策的嘛......”
“硬性指标”这四个字，像一堵无形却坚不可摧的透明高墙。他这小学读了五届才勉强混毕业的学历，他这档案里可能存在的、满是打架斗殴记录的“履历”，甚至他那个“社会关系复杂”的家庭背景，都像一道道沉重的枷锁，把他死死地挡在了那条上升阶梯的外面，连门槛都摸不到。
大约做了一年多村长，他带着村里人修了段水渠，调解了无数纠纷，也算有些苦劳。但他彻底明白了。那条从村长到镇干部的晋升梯子，看着清晰，规则明确，但对他这种人来说，从出生那一刻起，那梯子旁边就立着一块无形的牌子：“此路不通”。他的出身，他的过往，早已注定了他只能是这个体系的“外部维稳力量”，而不可能是“内部晋升人员”。
九九年当上村长，零一年父亲去世后尝试派出所工作受阻，他短暂燃烧的“庙堂之梦”，在现实冰冷的墙壁上撞得粉碎，仅仅两年多，就走到了尽头。他心灰意冷，把村里的账目、文件交代清楚，没有惊动太多人，在一个清晨，默默地收拾了简单的行李，搬到了市里。没有告别，没有仪式，像一颗被投入水中的石子，悄无声息。
城市很大，楼很高，车流如织，霓虹闪烁。没有人在意他是不是下肖村的肖夏清，是不是能单手安装沙车车门，是不是曾一人单挑三人而面不改色。他像一滴水，汇入了浑浊而陌生的江流，无声无息，努力地想要融入，却始终找不到自己的河道。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