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又来,你可是那个打粽叶、等粽子的人?
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农村,端午都是被我们掰着手指头数来的。
父母打粽叶手到擒来,但他们就是迟迟不行动。距离端午节还有十多天, 我们几个约好一起打粽叶,求人不如求自己。
下午二节课下课铃声一响,我们三四个,一阵风似的旋出教室。书包留在桌肚里,轻装上阵,才能背负更多的粽叶。
小马驹回归草原一般,我们撒开欢地跑起来。
拐过两道弯,走上窄窄的木桥,走过黄澄澄的麦田,爬上高高的堤坝,滚入低矮的灌木丛,在涉过坑坑洼洼的草滩之后,茂密的芦苇像墙一样堵在眼面前。
如同小鸟入山林,我们呼啦一声,眨眼之间,没了身影。
芦苇枝连着枝、叶碰着叶,哗啦啦,哗啦啦,像大风从水面走过,水流翻涌,唱出欢乐的歌。
芦苇叶比我们的手臂长,比我们的手掌宽,也比我们锋利,把我们头顶上的那片蓝天、白云与阳光裁成丝丝缕缕,丝丝缕缕的蓝天、白云与阳光就在芦苇林里游荡着、缠绕着,我们几个泥孩子身上头上被包裹了五彩斑斓的羽纱。
我们将脸蛋贴着芦苇杆,清凉与清香从鼻孔钻入肺腑,仿佛河水流过心田。我们仰起头,哇哇大喊,声音撞得鸟儿落荒而逃。我们两手握住粗壮的芦苇杆,再小心翼翼地弯下芦杆的腰,掐下芦杆顶端最长最宽最嫩的那片叶。
掐下一片又一片,待我们双手松开,那根芦苇忙不迭地直起腰,再去触摸蓝天,再跟风嬉戏。
我们拔下野草搓成长长的绳子,像背带一样捆绑全身,把掐下来的芦苇叶按照头尾顺序摞整齐,再对折扎好串进我们身上的草绳。没有大人叫教我们这么做,芦苇荡边长大的孩子,哪个没有点无师自通的天赋?
这是一片湿地,眼前的芦林浩浩荡荡,无边无际的芦林完全是我们几个人的,芦苇叶我们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想打多少就打多少,想打多久就打多久,而年少的我们,是贪婪的,是不知道满足的,恨不得把整个芦林的芦叶都打回家,少年单纯的心思是,我们打回家多少粽叶,就能吃上多少粽子 ,根本不去理会家中米缸羞涩。
天色越来越晚,有胆小鬼催促回家,必然招致劈头盖脸的嘲笑。直到,天边的晚霞完全消退,我们才恋恋不舍地钻出芦林。
再看我们自己,头上戴着草环,嘴里衔着草叶,全身缀满粽叶,活脱脱从原始森林走出的野人。
夜色弥漫,黑影幢幢,我们奔跑在乡间田头,疯疯闹闹,落在村民眼里,可能就是从坟墓爬出来四处捉人的小鬼。
其实,芦苇荡人家,门前屋后都长着芦苇,随时可以掐,根本不需要去那么远的地方,但我们人小眼大,嫌朝夕相见的芦苇叶太细太短。
那个年月,缺衣少食,一年当中,只有端午节才吃上粽子。
粽叶打回家了,接下来,继续眼巴巴地盼望,夜里做的都是吃粽子的梦。
千呼万唤,端午节终于到来,母亲和两个嫂子坐在木桶跟前包粽子。我虽然在编织柴帘,但心不在焉,不时把目光投向她们,总觉得她们动作太慢。
粽子上锅煮了,铁锅沸腾了,粽叶的香从铁锅与木板锅盖的缝隙间冒出来,虫子一样朝我的鼻孔里钻,撩拨得我坐立不安。
幽暗的煤油灯下,我扒着锅盖,一边一边问正在烧火的母亲:粽子好没好?粽子什么时候吃?
锅上锅下忙碌的母亲,叫我先去睡觉,等粽子好了再喊我吃。
不,无论如何我不能去睡觉,要是被他们吃光了怎么办?
待我问到粽子不够吃的时候,母亲揣一把芦柴进锅塘,然后站起来,掸掸身上的草木灰,笑眯眯地说,不够吃的话, 就给你一个人吃,等你吃够,再给他们吃。
母亲嘴里的他们,是指几个哥哥嫂子姐姐与幼小的侄儿侄女。
事实上,当我吃完第三只粽子的时候,母亲开始阻止。农村人包出的粽子大,母亲生怕我吃多不消化。我也记不清多少次,因为吃粽子涨坏了肚子 ,半夜起来呕吐。
日子越过越好,虽然还只在端午节才舍得包一次粽子,但数量上增加了。
端午当天早上吃不完的粽子,被母亲放进赤红色的瓦罐里。
割麦或者平地回来,中饭还没有来得及烧,大人们就从瓦罐里掏出一个粽子,吃得眉开眼笑,滋滋有声,好像在吃八大碗。父亲咂嘴声音最大,说这个时候,八大碗也没得粽子香。
我和姐姐放学回来,自然也要吃一个,浑身的燥热瞬间被粽子的清凉压下去了。
大人们舍不得放开肚皮吃,瓦罐尽管天天换清水,粽子还是挡不住地馊,“吃馊粽”由此而来。
我高中考取了县城 ,从小学到初中,这几年,我几乎年年在端午来临之前跑去芦苇滩打粽叶。
这几十年,吃粽子不再是奢望,每天可以吃,因为少了盼望 ,粽子的滋味跟着打了折扣。
不过,有了年少时打粽叶的盎然妙趣,以及对吃粽子的望眼欲穿,每一个端午节来临,内心同样充满欢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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