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苍春波
内容梗概——
除了陶行知先生，中国现当代许多有识之士都呼吁过教育的减法。
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了《变法通议》，其中专门讨论了教育问题，认为幼儿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人生百年，立于幼学”，主张要关注儿童的兴趣与健康，不要把学习的时间安排得太满，主张“日授学不过三时，使无太劳，致畏难也。不妄施扑教，使无伤脑气，且养其廉耻也”。
1917年，青年学生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就呼吁改革学制，减少课程：“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有不受者则罚之。” 1921年，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猛烈抨击了旧学校的三大害处，其中之一就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这扼杀了学生在学习上的主动性、创造性，窒息了学生的智慧和才能，十分不利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为此，毛泽东主张“创造新学校，施行新教育”。
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教育部长马叙伦先生（他也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会议期间，他看到一份反映学生健康水准有所下降的报告，非常着急，便在会议休息时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立刻指示：“健康第一。”几天后，毛泽东又致信马叙伦说：“此事宜速解决，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殊待遇。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同年8月召开的政务院第90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
1957年，毛泽东要求省、地、市三级第一书记要管好“教材要减轻，课程要减少”一事，把第一书记作为减负的第一责任人。同年3月7日，他在与省市教育厅长、局长座谈中小学教育问题时，再次明确提出“教材要减轻，课程要减少”。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 学制要缩短，基础在于课程要改革。毛泽东对于课程改革提出了明确的意见：“我看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 学制要缩短，关键在于考试要改革。毛泽东对于考试出难题偏题怪题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他指出：“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1965年7月3日，毛泽东在阅读了《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的材料后，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写信：“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要求通过减少课程，促进学生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
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指出：“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在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怎样交换，身体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是毛泽东教育思想中值得关注的重要观点。
外国评论家认为，现代中国有两个教育家，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陶行知。这个说法可能有偏颇，但是，毛泽东对于传统教育问题的敏锐发现、大声疾呼并且试图变革，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内容梗概——
伟人就是伟人，对教育也有高瞻远瞩，看来“减负”不是现在的提法，一直都是“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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