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则，致知而已矣。
《大学》之纲要，“诚意”二字罢了。
如何才能诚意？“格物”二字罢了。
诚意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止至善”三字罢了。
如何才能“止至善”？“致知”二字罢了。
你看，王阳明连续用了四个“罢了”（而已），无非说大学的功夫极简易，这符合孔子简易广大的宗旨，矛盾直指朱熹《大学章句》的支离繁琐。
正心，复其体也；修身，著其用也。
以言乎己，谓之明德；以言乎人，谓之亲民；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
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体也。
“至善”，即心的本体；“正心”，就是恢复心的本体（人的天性）；“修身”，就是将本体彰显在行动上。
“至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讲，对自己来说，是“明德”；从待人来说，是“亲民”；从天地万物来说，至善就是完备，即至善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天道。
王阳明言乎三句是借用了孔子系辞中的句式。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这是孔子赞美易理的。王阳明实际上将至善与易理并称。
动而后有不善，而本体之知，未尝不知也。意者，其动也。
物者，其事也。至其本体之知，而动无不善。
心的本体本来是至善的，但心一旦发动，就可能产生不善，产生不善这种情况，本心不可能不认识到，因为本心乃至善之心，通俗地讲，我们的“良知”对发生的一切都明白。自己到底是做了好事还是坏事，心里是清楚的，但人们总是为了满足私欲而自欺。
心一发动，便产生“意”；“物”，无非是“意”的对象。
如果“意”符合本体之“知”（良知），那么心的发动不可能不善。
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则亦无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诚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实也。物格则知致意诚，而有以复其本体，是之谓止至善。
然而，如果不能在具体的事情上格物正心，良知还是得不到实际的运用。因此，“致知”（将良知体现到实践中），是“诚意”的关键。
“格物”，就是践行“致知”，或者说“格物”是“致知”的具体行为，“物格”（去不正之事而归于正），则良知落实到实践，“意”也就诚了，这样那不正的心便回归了心的本体，这就叫“止至善”。
圣人惧人之求之于外也，而反覆其辞。
正因为圣人（《大学》作者）担心人们从身外去求这个“至善”，所以反反复复地从各个角度论述，本质上就是“诚意”二字。
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
遗憾的是，《大学》（古本）被朱熹分割为经传、三纲八目，于是圣人作《大学》的本意消亡殆尽。
是故不务于诚意而徒以格物者，谓之支；不事于格物而徒以诚意者，谓之虚；不本于致知而徒以格物诚意者，谓之妄。支与虚与妄，其于至善也远矣。
因此，治大学而不以“诚意”为本，一味强调“格物”（穷理），这是“支离”；不从“格物”（去恶）着手，而一味强调“诚意”，这是“虚寂”；不以“致知”（运用良知）为本，一味讲“格物”（穷理）、“诚意”（毋自欺），这是“荒诞”。
合之以敬而益缀，补之以传而益离。
朱子将治学的功夫都归于一个“敬”字，那是画蛇添足，他又补写传文，则离大学的本旨就更远了。
吾惧学之日远于至善也，去分章而复旧本，傍为之释，以引其义。庶几复见圣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
大家以《大学章句》为蓝本来治学，我担心越学离至善越远，于是不再将《大学》分割成几个部分，恢复它本来的面貌，并就在文字旁边添加注释，以帮助大家理解。希望如此多少能让大家重见圣人的本意，从而能掌握大学的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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