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春天来的晚，城市里的树很少，更难嗅到春味。我数着红灯的秒数，脑子很空，脑子空洞近期是常态。医院就在马路对面，视线平移过去，“急诊”两个字躺着殷红的血。雨淅淅沥沥落下来，想来也洗不净血淋淋的记忆，眼前红色若隐若现，我的脚被钉在地上，拔不出来。于是眼前红红绿绿交替着亮起。车辆来来往往，它们至少要发出与地面摩擦的声音，可是我什么都听不到。我看到很多生命在移动，可他们都不说话，世界变成了哑巴。只有风，只有我。
医院让我胆战心惊，我怕穿过这马路，马上就被关起来，抑郁症也属于神经病，不是嘛？我居然是个神经病。不敢想下去，又忍不住去想。
很久之后，我发现这座城市向我炫耀它的庞大，它的喧闹，它的繁华，它的高冷……炫耀它拥有的一切。我之于城市，太过于渺小，是流浪人，过路者，是一粒沙，一颗土。
“走吧，挂号排队还要好久。”小姨几次欲开又合的嘴终于是张开了，而且发出了声音。她说给我听，眼睛和我看着同一个方向。医院门口人群密集，甚至是有些吵闹。风声很小了，的确是这样，现在我能听到别的声音。小姨让我走吧，走去医院。
我是路痴，方向感极差，记不住走过的路，找不到要走的路。有时甚至要在车站绕好几圈才站到出口。读了大学，我每次路过这座城，想到有人在站口等，孤单的旅途便会少几分凄清。小姨也是这城的客，正在进行时。今早接我时，她的眼睛暗淡了些，看到我赶紧跑过来，挽着我的胳膊，很用力。我们身体从没有这般亲昵过。
太阳偷偷越过若干楼群，躲在云里，悬在高空，就是不愿出来。我一步步挪进医院，从没有过此种莫名的恐惧。
四年前，我读高二，母亲住院，我去陪护。刚走到医院门口，一条偌大的横幅横冲直撞绿化带。白底红字：医生是杀人犯，医院，还我女儿。走近了再看，或大或小或高或矮的树上，贴满了A4纸打印的照片。雪白的床单浸染着鲜红的血，一个女人在血泊里挣扎，咆哮，湿漉漉的头发挡着大半边脸～不敢再看下去，径步去寻母亲。
母亲的手术很简单，医生说也就是撒泡尿的工夫。医生给出两种方案让我选：planA，开一个大口。PlanB，大口分成三个小洞。活生生的我的母亲，要被剪开肚皮，A or B？我不知道。我要等父亲。
放下锄头的父亲，往日的威猛消失不见。A or B？他像我求助，好像我比他多读几天圣贤书就懂得多一些，我真想告诉他，我不知道。
我说，三个小洞兴许好一些，肠子不至于全部呼哧一下掉出来罢。我明明一脸严肃，医生护士却笑出了声。
“小妹妹，不要担心，手术很简单。”医生笑完不忘安慰我。
母亲从手术室出来，父亲守了一夜就把照顾母亲的差事托付给我。他要回去收拢羊群，母亲的住院费，我的学费都源于此。
母亲已经可以与同病房的叔叔阿姨谈天说地，我蜷在病床的凳子上，沉沉睡去。突然被一阵撕心裂肺的痛苦吵醒。
同病房的阿姨说是隔壁的爷爷死了。三十出头的女儿失去了父亲，她有权利哭闹，没有人会怪她。也许医院门口的横幅旁边，有一位失声痛哭的母亲，她现在之所以安静，是因为死亡没有回声。
在死面前，除了哭，还能做什么呢？
哭声，我在哭声中翻着记忆里医院的碎片，好久以后才意识到已经置身医院。
救护车发出刺耳的悲鸣，哭声弱小了些。我的心渐渐沉下去，跳动越发缓慢。我尽量使自己平静，等医生叫我的名字。
小姨拉我去楼梯间坐下，避开吵闹的人群。
她问我：“记得我家门前的那棵大树吗？夏天我们坐在上面。”
“杨树，它的大叶子会打碎阳光。你坐在上面讲故事给我。”
“什么故事？”
“一千零一夜。”
“如果真有阿拉丁神灯，我许个愿望给你，也希望神让那树活过来。它被活活烧死了。”
说到死，小姨突然停下来，拘谨地看着我，“死”一类的字眼，亲近的人在我面前都很避讳，我是无所谓的。
“选择死可能是一件愉快的事。”我看着她越发暗淡的眼睛，意识到自己犯了错，我总是犯错。
“你要活着，我们去吐鲁番吃葡萄。”
“我会努力活下去，为了你们。”
“你要为自己。”
我不敢再接话，我确实是为了别人在努力，为了别人踏进这冰冷冷的医院。二十多年，一直这样，我怕别人难过，所以委屈自己忍受与日俱增的苦痛。
“46号。”护士呵到。她不像在叫号，倒像是骂街的活泼妇女。专科教授坐在我对面，低着头。屋子里人声鼎沸，早上六点的菜市场大抵如此。父母，小姨围在我身边，尽量不让别人碰到我。我躲在他们的怀抱里，迷茫地看着专科教授。
她问我，你偶尔失眠吗？
我答：经常。
你焦虑吗？你压力很大吗？是什么让你不开心？体重有明显变化吗？……她的嘴像是一个开了连发的机枪，没有命中目标，自顾抛着弹壳。
我根本没有时间思考，胡乱的回答。
两分钟后她把病例和一摞检查项目清单递过来，母亲伸手去接，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我听到她松了一口气。原来呼吸不匀称的不止是我。
短短两分钟，问诊结束，我尚有思考梦里，断言她若转行做屠夫，比现在名气更大。对待病人的敷衍与漠然以及开检查清单的果断与决绝，完全符合刽子手的特质。
“下午做完检查，拿结果给我。”教授边说边脱去白大褂。
看她在患者人群中拨出一条路，扬长而去。椅子上白大褂开着寂寞的花，我看见无数个向她求救无果的孤独患者躲在血泊中，孕育各人的玫瑰。
我又被唤到心电图室，这次是一个人进去。医院难的有这样清净的地方。发福的中年男人正在摆弄他的器械管子。
“小姑娘今年几岁？”
“二十一。”我努力地回答，现在我并不想说话。我不想和穿白大褂的人说话。
“二十一岁。一生中的黄金时代。”
我不搭话，静默地站着，直到他示意我坐下。他拨开我的头发，把五颜六色的软管吸在头皮上，我任由他摆布，我是病人，有什么资格说不。
他对父母说：这孩子很聪明，要好好读书。
父亲愣愣地看着他，并不体面甚至尴尬的笑了一下，随即收了笑容。在此之前，我被人夸奖，父亲总是很骄傲，必要和人家说上好久的话。我一直是他的骄傲，他不止一次这样说。
“二十一岁，你要做喜欢做的事。”医生关上房门之前这样对我说。
我喜欢做的事，选择死亡也可以吗？
我想，玩弄器械的医生更适合去问诊。我想，我想，二十一岁的我，很有很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停地假设生活，最后在草原尽头迷失恐慌。
我时常想，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时常这样想。
又被带去做心理测试，坐在电脑前滚动鼠标，眼前是漫无边际的黑，每一道题目都让我窒息。我断不能选最符合我的那一项，得分最高者要住院，真实的答案最接近死亡，微博抑郁超话如是说。
无数只黑狗在黑暗中相遇，除了悲伤的藤蔓互相碰触，还能有怎样的故事？
我反省自己的人生，缓慢，谨慎地反省。
二十一岁，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二十一岁，一事无成。
一事无成的二十一岁害怕现实，崇尚死亡，向生活缴械投降。
生活不止一次给了我重锤，你说那是杞人忧天，庸人自扰都可以，对我来说，那是永远无法结疤的伤口。伤口在淌血，父母用眼泪包扎，他们是在没有更好的药膏。母亲的脐带掉了一半，一半留在我的身上，就是要永远绑架我，直到她生命
的尽头，我或许才能有选择生死的权利。
电脑上都是选择题，我要做怎样的选择？怎样的选择能让父母收起眼泪？血和泪混在一起，伤口要化脓。
也许是我做测试题不从心意，也许是我本身没有问题，“屠夫”给了母亲一个欢愉的答案：孩子只是轻度抑郁，这是当代青少年的通病，不要过于担心。按时吃药，一个月后来复查。
“屠夫”手指飞快的在键盘上攀爬，一会儿咿咿呀呀的打字机吐出长长的缴费单，母亲带着它去拿药。一生在黄土地打麦的母亲踩在大理石地面上，三步并做两步，近乎奔跑，她在和我的生命赛跑。如果可以，我倒是愿意和二十一年前的孽缘做个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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