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这个病病歪歪的犹太人，天年只有四十一的单身汉，生前连个职业作家的地位都未能取得，那么死后他凭什么魔力征服了千水万山，使他的名字跻身于世界第一流大作家之列的呢？
卡夫卡一生都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职员，是个具有大学文化程度，并获得过博士学位（法学）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他秉性正直，同情穷人，反对压迫，甚至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跟共产党人也有接触，而且有他的朋友。但他的内心却象“冰海”似的孤独。
造成这种心理状态显然跟他的经历有关，他小时候备受他那“专制有如暴君”的父亲的统治，心灵 受到严重摧残，犹太人的出身更给他带来终生的“不幸”。
尤其他所生活的那个行将崩溃（1918 年）的奥匈帝国，那个在欧洲最为落后而又侵略成性的国家，其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可笑的畸形物：它的生产方式已经是资本主义化了，而政治体制却仍然是封建家长式的君主专制统治。
这种腐朽反动而危机四伏的国家，其大量杜会现象之荒谬性、怪诞性和可怖性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在一个统治阶级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国度里，人们被一种社会的惰性带动着，一般人是觉察不到这些怪现象的，就象入“鲍鱼之肆”的人“久而不闻其臭”一样。
而卡夫卡这位“无家可归的异乡人”，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处于“旁观者清”的地位，善于观察（他发表的第一个作品集就叫《观察》）、勤于思考的特点，更使他有可能洞察到上述那些被习俗观念覆盖着的“异化”现 象。
他解释不了这些无处不在而日益加剧的悖理而且可怖的现象。但这些现象与他正直的良心、与他理想化的思维空间是无法相容的，正如他感叹道：“这种生活是无法忍受的，而另一种生活又求之不到。”
于是，表达他内心的矛盾，就成为卡夫卡急不可待的强烈欲望。他说：我头脑里有广大的世界。但是如何解放自己并且解放这个世界而又不使它撕裂？与其让它在我身上受压抑或者被埋葬，宁可让它撕裂一千次。
我被疯狂的时代鞭找以后，用一种对我周围每个人说来是最残酷的方式进行写作，这对于我是地球上最重要的事情。
这位二十刚出头的青年，对于他的“时代”，也就是社会环境，心中已经积聚了多么大的愤怒，那时他才初试文笔。
约十年以后，1914 年，即在他写出了《判决》、《司炉》、《变形记》这样一些短篇名作以后，卡夫卡对于写作仍然怀着这样强烈的情绪，他在日记中写道： 想把我那梦幻般的内心生活表现出来的意向，使其他一切都变成次要的事情。
他认为他这样做是一种生存的自卫方式：我将不顾一切地、无条件地进行写作，这是我为自身的生存所进行的战斗。
卡夫卡的创作激情与当时的现代文艺思潮的冲荡是分不开的。卡夫卡的创作旺盛期（1912 至 1922 年）正值德国表现主义的兴盛期（1910 至 1920年，1924 年消歇）。
他同一些表现主义运动的活动家有往来，尤其跟同是生长在布拉格的德语作家、表现主义运动的著名理论家和领袖人物弗·韦尔弗交谊甚深。
表现主义者中有一批“狂飙”式人物，他们不满现实，反抗社会，有一种必欲“爆炸”的感情。在艺术主张上，表现主义作家把创作看作“内在的需要”。
因此，他们格外崇拜歌德，把歌德“由内 而外”的创作主张当作中心口号。
毫不奇怪：卡夫卡认为“内心世界向外部的推进是一种巨大的幸福。”在他给女友的信中，他对这种幸福感的描写跃然纸上：我是用什么样的热情在写作啊！墨水在怎样地飞舞啊！
当然，卡夫卡是一个十分强调“独特性”的人，正如曾任罗马尼亚作协主席的米哈伊·贝尼乌斯所赞扬的，他是个“不依样画葫芦的作家”。
就在跟表现主义接触的那些年月里，他并不完全赞同表现主义的某些主张和倾向，他尤其反对那些借文学来掩盖其颓废生活的“作家”。他自己则崇尚歌德，唯“持久的艺术”是求。
职业的苦恼“持久的艺术”——卡夫卡的天赋和能力能胜任这样一种创造吗？
在卡夫卡生前，可以说，他一生的矛盾和痛苦都集中在这个问号前面。诚然，卡夫卡对自己作为作家才能的估计前后期是不大一致的。
但至少在他的前期，即他的创作旺盛的初期，他说过这样自豪的话：我可怕地感觉到，我身上的一切都是为一种伟大的文学创作而准备的，这样的创作对于我将是一种奇妙的解脱和真正的生活。
然而，他的作为作家的自信力，并没有足够到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写作上，从而作出决断：放弃那个“饭碗”，那个工伤保险公司的普通职位，而依靠职业写作来谋生，来满足他的父母家庭要求于他的一切。
他没有这样做，甚至连工作单位也没有挪动过一次，而且在办公室里始终是“克尽职守”的，但恰恰是这个他兢兢业业为之效劳的保险公司里的职业，跟他的写作兴趣发生着尖锐的冲突，使他痛心疾首，为之苦恼了一生。
早在 1911 年的日记里他就这样慨叹：从表面看，我在办公室里是克尽职守的，但我并没有克尽我的内心职守（即写作——笔者），而每一件没有完成的内心职责都在我身上变成一种永久的不幸。
因为把心血耗费在“办公室里那一堆毫无价值的文件”上，等于在他那具有“幸福天分的身体上挖掉一块肉。”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可怕的双重生活，要摆脱它，看来只有发疯才是唯一的出路。”
因此他抱怨，他有可能将会“毁”在这个职业上。这种难堪的处境，在很大程度上倒要归因于卡 夫卡自己的弱点。
他极为不满父亲对子女的家长式统治，对工人的欺压，但又为自己未能成为父亲所希望于他的那样精明强悍的儿子而内疚；
他明明知道，他的资产阶级家庭并不缺乏经济来源，但他又认为自己身为长子对家庭负有义不容辞的经济责任，而且不惜违心地背着保险公司这个沉重的“十字架”消耗他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直到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 1922 年为止。
不过，保险公司这个十字架毕竟没有征服卡夫卡献身文学的决心：既然我除了文学啥也不是，并且不能，也不想成为什么别的，那么我的职业就永远也占据不了我。
然而为了他的文学事业，或者说为了抵偿职业所侵占的精力和时间，卡夫卡付出的代价之巨大是难以估量的，可以说，他承受了一个人所能承受的最大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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