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公元前 53 年 - 公元 18 年），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中国古代杰出的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他早年以辞赋闻名，写下《甘泉赋》《羽猎赋》等传世名篇，与司马相如并称 “扬马”；中年后却远离辞赋创作，潜心撰写《太玄》《法言》，试图融合儒道思想为乱世立 “精神坐标”；晚年历经王莽篡汉，虽被迫作《剧秦美新》，却始终以学术避世，坚守文人本心。可你是否好奇：在 “辞赋能换富贵” 的西汉末年，他为何放着受帝王赏识的 “捷径” 不走，转而钻进《太玄》的晦涩哲理中，甘受 “众人笑其迂腐” 的冷落？面对王莽篡汉的乱世，这个连官场应酬都懒得参与的学者，又如何在 “不合作” 与 “保性命” 间找到平衡，让自己的学术火种得以流传？
扬雄的童年，藏在两千多年前蜀地成都的巷陌间。他的父亲扬客是个普通小吏，家里不算富裕，却有一木箱祖传的旧书 —— 从《诗经》《楚辞》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都是父亲省吃俭用从书商手里换来的。扬雄三岁时，第一次摸到竹简就不肯放手，母亲常笑着跟邻居说：“这孩子别的不喜欢，就爱抱着书发呆，连街上卖糖人的吆喝都引不动他。”
五岁那年，父亲带他去参加蜀地文人的聚会，有人当场吟诵司马相如的《上林赋》，“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 的句子刚落，扬雄就拉着父亲的衣角问：“这些话怎么能把水写得像活的一样？我也想写出这样的句子。” 父亲惊讶地看着他，把他抱到膝头：“写这样的句子，得读很多书，还得懂天地间的道理，你能坚持吗？” 扬雄用力点头，从那天起，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读书，母亲煮的粥凉了都顾不上喝，常常是父亲把竹简从他手里抽走，他才肯去睡觉。
十岁时，扬雄已经能背诵《楚辞》和司马相如的所有辞赋，还开始模仿着写小赋。有一次，他写了一篇描写成都锦江的短赋，拿给当地有名的学者林翁看，林翁读了之后，摸着他的头说：“你的文字有相如的灵气，但少了点‘忧世’的重量。你要记住，辞赋不是用来炫耀文采的，是要写出心里的话，写出百姓的苦。” 这话像一粒石子，在扬雄心里激起了涟漪 —— 他后来写《甘泉赋》时，特意在瑰丽辞藻下藏着对帝王奢靡的讽谏，正是源于这句教诲。
青年时的扬雄，是蜀地出了名的 “书呆子”。别人忙着交游权贵、谋求官职，他却把自己关在小屋里，要么读书，要么练字（他后来还成了著名的书法家，擅长 “八分书”）。有一次，同乡劝他：“子云，你这么有才华，去长安找机会啊，说不定能像司马相如一样当大官。” 扬雄却摇头：“我读书不是为了当官，是想弄明白‘人该怎么活，天下该怎么治’的道理。” 可他没料到，命运最终还是把他推向了长安 —— 那个让他既成名、又迷茫的地方。
人生关键事件：从辞赋红人到哲学 “苦行者”
1. 初入长安：一篇《甘泉赋》的成名与迷茫
公元前 12 年，扬雄 31 岁，经蜀地学者杨庄推荐，被汉成帝召入长安，任给事黄门郎 —— 一个负责在宫中起草文书、陪伴帝王的小官。刚到长安时，扬雄既兴奋又忐忑：兴奋的是能亲眼见到帝王，有机会像司马相如一样用辞赋影响朝政；忐忑的是长安的繁华与官场的复杂，和他熟悉的蜀地巷陌截然不同。
这一年，汉成帝要去甘泉宫祭祀天地，扬雄随行。看到甘泉宫的奢华 —— 宫殿用金玉装饰，祭祀的仪式铺张浩大，扬雄想起了蜀地百姓的贫苦：有一次他回乡，看到旱灾时农民抱着枯死的庄稼哭，连饭都吃不上。回到长安后，扬雄彻夜未眠，写下了《甘泉赋》。赋中先用 “冠高山之崔巍，披云汉之昭回” 描绘甘泉宫的壮丽，结尾却笔锋一转，写道：“恐后世之靡丽，遂作赋以讽之”—— 明着写宫殿的美，暗地里却劝汉成帝不要过于奢靡。
汉成帝读了《甘泉赋》，连连称赞：“子云的文采，不亚于司马相如！” 立刻把扬雄升了官，还常召他入宫，让他写赋描写游猎、祭祀的场景。扬雄又接连写下《羽猎赋》《长杨赋》，每一篇都藏着讽谏的深意 —— 比如《羽猎赋》写汉成帝打猎的盛况，结尾却提醒 “兵革之不试，而威德之不弛”，劝帝王不要沉迷游猎，要重视民生。
可随着名气越来越大，扬雄却越来越迷茫。他发现，汉成帝只喜欢他赋中的 “华丽辞藻”，却根本没在意他的 “讽谏之意”—— 该奢靡还是奢靡，该懈怠还是懈怠。有一次，扬雄在宫中遇到老臣刘向，忍不住问：“先生，我写赋是想劝陛下向善，可陛下只看文采，我的苦心是不是白费了？” 刘向叹了口气：“子云啊，辞赋就像带糖的药，陛下只吃了糖，没吃下药啊。你要是真想影响朝政，光靠辞赋不行。” 这番话，成了扬雄人生的 “转折点”—— 他开始思考：辞赋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如果不能，那什么能？
2. 中年转向：放下笔赋，钻进《太玄》的 “牛角尖”
公元前 7 年，汉成帝去世，汉哀帝即位。扬雄 46 岁，此时的他已经彻底放弃了 “用辞赋讽谏” 的想法，开始把所有精力投入到哲学著作中。他每天关在书房里，对着《周易》《老子》琢磨，想写出一部能 “总结天地规律、指导人生与治国” 的书 —— 这就是后来的《太玄》。
《太玄》模仿《周易》的体例，分 “玄经” 和 “玄传”，用 “天、地、人” 三才之道，阐述 “阴阳变化、万物发展” 的规律。扬雄写《太玄》时，条件很苦：他家里没钱买竹简，就用木牍写，写完一面再写另一面；没有助手，所有文字都靠自己一笔一划刻；有时候遇到难题，他能坐在书案前发呆好几天，连饭都忘了吃。
身边的人都笑他：“子云，你放着好好的官不当，整天写这些没人看得懂的东西，不是迂腐吗？” 甚至有人讽刺他：“《周易》是圣人写的，你也敢模仿，不怕遭天谴？” 扬雄却不生气，只是笑着说：“圣人也是人，他们能思考天地道理，我为什么不能？就算没人看懂，我也要写 —— 说不定后世有人能明白我的意思。”
有一次，他的学生刘歆（刘向之子，著名学者）来看他，看到满屋子的木牍，忍不住劝：“老师，《太玄》太晦涩了，天下人都不理解，你写它有什么用？” 扬雄拿出刚写好的《太玄赋》，念给刘歆听：“观大易之损益兮，览老氏之倚伏。省忧喜之共门兮，察吉凶之同域。” 然后说：“现在天下很乱，人们要么追名逐利，要么害怕灾祸，我写《太玄》，就是想告诉大家：天地有规律，人生有正道，只要守住‘善’，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能走下去。就算现在没人懂，总有一天会有人懂。” 刘歆听了，再也没劝过他 —— 他知道，自己的老师已经把学术当成了 “信仰”。
写《太玄》用了整整七年，写完后，扬雄又开始写《法言》—— 模仿《论语》的体例，用问答的形式阐述自己的儒家思想，比如他在《法言・修身》中说：“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 强调读书是为了修养心性，不是为了当官。这两部书，成了扬雄学术生涯的 “代表作”，也让他从 “辞赋红人” 变成了 “哲学苦行者”。
3. 乱世自处：王莽篡汉时的 “沉默与坚守”
公元 9 年，王莽篡汉，建立 “新朝”，扬雄已经 62 岁。此时的朝堂一片混乱：有人投靠王莽，当了大官；有人反抗王莽，被处死；还有人装疯卖傻，逃避乱世。扬雄因为名气大，王莽想让他写文章歌颂 “新朝取代汉朝是天命所归”，也就是后来的《剧秦美新》。
扬雄知道，不写可能会被杀，写了又会被后人骂 “投靠篡贼”。他纠结了好几天，最终还是写了《剧秦美新》—— 但他在文章里留了 “小心思”：表面上歌颂新朝，暗地里却用 “剧秦”（批判秦朝的暴政）暗示王莽 “不要学秦朝”，还在结尾写道：“愿陛下遵轩辕之常道，服禹、汤之法服”，劝王莽要学古代贤君，不要施行暴政。
写完《剧秦美新》后，扬雄就主动 “隐退” 了 —— 他辞掉了大部分官职，只保留一个 “大夫” 的闲职，每天待在天禄阁（皇家图书馆）里整理图书、修改《太玄》《法言》，从不参与朝堂的争斗。有一次，王莽的亲信想拉他入伙，说：“子云，你跟着陛下，能当大官，享富贵。” 扬雄却假装没听见，继续整理竹简，那人没办法，只好走了。
公元 17 年，扬雄 70 岁，发生了一件让他差点丧命的事：王莽的儿子王临谋反被杀，有人诬告扬雄参与其中（其实扬雄根本不认识王临）。官兵来天禄阁抓他时，扬雄吓坏了，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竟然从阁楼上跳了下去，摔断了腿。王莽得知后，调查清楚是诬告，说：“扬雄只是个学者，不会谋反。” 才放了他。
事后，有人问扬雄：“你为什么要跳楼？” 扬雄苦笑着说：“我不是怕死，是怕我死了，《太玄》《法言》没人整理，我一辈子的心血就白费了。” 这一年，扬雄的身体越来越差，但他还是每天坚持修改书稿，直到公元 18 年去世 —— 他去世前，还把《太玄》《法言》的手稿交给学生侯芭，说：“这些书，就交给你了，你要好好传下去，别让它失传。”
4. 身后之名：从 “无人懂” 到 “千年传”
扬雄去世后，他的著作果然像他担心的那样，“没人懂”—— 东汉初年，学者们要么推崇董仲舒的儒学，要么喜欢司马相如的辞赋，对《太玄》的晦涩哲理兴趣不大。甚至有人说：“扬雄的《太玄》是‘异端’，不该流传。”
但扬雄的学生侯芭没有放弃，他带着《太玄》《法言》回到蜀地，一边教书，一边讲解扬雄的思想。渐渐地，有人开始关注扬雄的著作：东汉末年的张衡（发明地动仪的科学家）读了《太玄》，说：“子云的《太玄》，比《周易》还深刻，能让人明白天地的道理。” 三国时期的王肃（著名经学家）也推崇扬雄，把《法言》当成儒家经典来研究。
到了唐代，扬雄的地位彻底 “翻身”：韩愈、柳宗元等 “古文运动” 的领袖，都把扬雄当成榜样 —— 韩愈说：“扬雄之书，好者必有过于《孟子》者。” 柳宗元则在自己的文章里多次引用《太玄》的观点，认为扬雄的思想能 “救乱世之弊”。从那以后，扬雄成了中国学术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他的《太玄》《法言》被收入《十三经注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
扬雄的的价值观，是 “学术至上，精神为先”—— 在他看来，人生的意义不是当多大的官、赚多少钱，而是弄明白 “道理”，并把这些道理传给后人。他在《法言・君子》中说：“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 意思是：君子读书是为了修养自己的身心，小人读书是为了讨好别人（像用家禽、小牛讨好权贵一样）。这句话，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他的成就，不止是 “辞赋与司马相如齐名”，更重要的是他在哲学上的 “创新”：在汉代 “经学独尊” 的时代，他敢于融合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太玄》受道家 “阴阳变化” 影响，《法言》坚守儒家 “仁义礼智信”），打破了学术的 “单一性”；他还开创了 “模仿经典却不照搬经典” 的治学方式 ——《太玄》模仿《周易》，却不是《周易》的翻版，而是有自己的思想；《法言》模仿《论语》，却加入了对当时社会的思考，让儒家思想更贴近现实。
对当时的西汉末年来说，扬雄的存在是 “一股清流”。在那个 “人人追名逐利、官场腐败混乱” 的时代，他不趋炎附势，不参与争斗，专注于学术，像一个 “文化守夜人”—— 用自己的著作，为乱世保留了一份 “精神清醒”。虽然他的思想在当时没产生太大影响，但他的治学态度影响了身边的学者，让更多人明白：学术不是当官的工具，而是追求真理的道路。
扬雄的一生，就像一本 “慢慢被读懂的书”—— 年轻时写的辞赋，像书的 “封面”，华丽、吸引人，让他迅速成名；中年后写的《太玄》《法言》，像书的 “内页”，晦涩、深刻，一开始没人懂，却越读越有味道。他不是权贵，不是英雄，只是一个普通的学者，却用自己的 “固执”，在乱世中为中国文化留下了一颗 “火种”。
公元 18 年，扬雄在长安去世，享年 71 岁。他去世后，学生侯芭把他的灵柩送回蜀地成都，葬在他童年读书的地方。现在，成都还有 “扬雄墓”（又称 “子云亭”），墓前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他在《太玄赋》里的句子：“吾独抱道而无穷兮，固将乘云而遐游。”
两千多年后，当我们翻开《太玄》《法言》，读到那些晦涩却深刻的句子时，或许会想起那个在西汉末年的乱世中，为了学术 “固执” 一生的学者。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学者，不是追着时代跑的人，是能为时代 “立坐标” 的人；真正的坚守，不是在顺境中高歌，是在逆境中依然能守住自己的初心。扬雄的故事，从来不是 “古代学者的传奇”，而是对每一个追求理想的人的提醒：只要你认定了方向，就算没人理解，就算道路艰难，也要走下去 —— 因为总有一天，你的努力会被看见，你的思想会被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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