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的初夏，当心理团体小组提到“霸凌”话题时，我才突然想起 —— 那个在中关村街面劫我零花钱的小痞子，已经死了三十多年了。
1986年我刚上中学，北京中关村地带的小江湖上，有几个著名的小痞子。其中有个男孩外号“生铁佛”，晒得发亮的青皮脑袋泛着油光，小臂肌肉鼓胀得像拧足的弹簧，眼神凶狠伶俐。他经常在中小学门口晃悠，遇到落单的学生就拦下来要钱。
我们管这叫“劫钱”。
想想挺窝囊的，我那会儿个子比生铁佛高，年龄可能也大一点，但每当那个矮小强悍的身影出现在面前时，我总是在“战、逃、僵”三种反应中，不由自主地选择僵住，瑟瑟发抖，乖乖给钱。
每次摸出皱巴巴的贰角纸币时，我的态度都十分恭顺，生怕他嫌少给我一巴掌。
找老师找家长是没用的，报警也不太行：那会儿没有监控，民警忙着处理更棘手的盗窃案，没空管孩子们的‘小打小闹’。
既然是小江湖，就按江湖规矩解决，我找到的办法十分羞耻：我去找了小学时的留级生同学大飞——那是个江湖地位更高的一个痞子（关于大飞，详见：我们都是“坏孩子”）。大飞给“生铁佛”打了招呼，我才免于被劫钱的恐惧。
生铁佛放过我之后，我们也就从此井水不犯河水，他在巷子里追逐零钱的叮当声，我在教室里背诵英语的晨读声，像两条永不相交的铁轨，直到某天传来列车出轨的巨响。
1992年我考上大学了，从大飞那里听到了生铁佛的死讯。
大飞说生铁佛一直游手好闲，继续着他的劫钱事业，在中关村一带俨然成为“街霸”。有一天他去一家小面馆吃饭不给钱，发生了口角，厨师直接冲出来拿一把厨刀把生铁佛捅死了。那是个刚从四川来京的年轻人，刀刃上还沾着剁辣椒的红渍。听说后来被判了死刑。
那次心理团体上我提起这件事，想到年轻的生铁佛和勇武的厨师，才惊觉我是暴力的幸存者，一声叹息：
如今再看监控里随处可见的校园霸凌事件，突然明白‘生铁佛’的死不是偶然——当暴力成为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每个挥舞拳头的人，最终都可能倒在更锋利的刀刃下。
我庆幸自己的苟且，也悲哀于生铁佛从未有机会走出那条狭窄的巷子。
霸凌与被霸凌，幸与不幸，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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