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论》
苏轼
【概说】
苏轼生活在儒学复兴的时代。宋代的儒学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精通佛学，并非常精明地把佛学的核心理论拿来构建孺学的体系。苏轼对儒学、佛学、道家学说都进行了深人的研究和深刻的理解。
苏轼传承圣人之道，其思想来自于儒学经典—《中庸》。苏轼作《中庸论》上、中、下三篇，阐释自己的儒学思想，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苏辙在《栾城遗言》中说：“东坡遗文流传海内，《中庸论》上中下篇……今后集不载此三论，诚为胭典。”苏轼在《中庸论》中传递的思想信息，既是《中庸》原意的阐发，同时也是自己思想的述说。
苏轼的《中庸论》约作于嘉祐五年（1060）或稍前，属于应制科进论。
《中庸》的意蕴丰富，其思想不出于子思，而来自于孔子。“《中庸》者，孔氏之遗书而不完者也。”苏轼通过解释《中庸》，指出了“周公、孔子之所以为圣人”最主要的三个条件：其一，“其始论诚明之所人”；其二，“其次论圣人之道所从始，推而至于其所终极”；其三，“其卒乃始内之于中庸”.这三个条件，苏轼在《中庸论》的上、中、下三篇中分别作了论述。
苏轼的《中庸论》包括上、中、下三篇。其以人情说解释“六经”，认为“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文中批判了汉唐以来儒者对圣人之道的错误解读，指出“道之难明”是因过去儒者未得精义却自欺欺人。还强调中庸是通过各个极端来持续创造一个中心，认为认识的片面性是产生“过正之行”的原因，主张“人与法并行而不相胜”等符合中庸之道的革新主张。
《中庸论》（上）
【原文】甚矣，道之难明也。论其著者，鄙滞而不通；论其微者，汗漫不可考。其弊始于昔之儒者，求为圣人之道而无所得，于是务为不可知之文，庶几乎后世之以我为深知之也。后之儒者，见其难知，而不知其空虚无有，以为将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耻其不能，则从而和之曰然。相欺以为高，相习以为深，而圣人之道，日以远矣。
【白话】唉，圣人之道真是难以阐明啊！前人讨论显明的道理时浅薄僵化、无法贯通，探究精微之处时又说得玄虚散漫、无从验证。这种弊病始于过去的儒者：他们追求圣人之道却无所收获，于是刻意写些让人看不懂的文字，好让后世以为他们深谙大道。后来的儒者见这些文字艰深晦涩，却不知其中空虚无物，反而因自己不能理解而感到羞愧，便附和吹捧说“正是如此”。彼此欺骗以标榜高明，相互效仿以彰显深邃，圣人之道便日益远离了
【浅析】苏轼揭示了儒学发展中的两大痼疾——教条化与玄虚化。苏轼抨击宋代理学家空谈性理、故弄玄虚的学风，认为他们将儒学异化为脱离现实的文字游戏，既遮蔽了“道”的本质（实践性与日常性），又助长了虚伪的学术风气，呼吁回归孔子“中庸”本义——在具体情境中灵活践行的智慧。
苏轼强调回归“道”的实践本质，与陆九渊“发明本心”、王阳明“知行合一”形成思想呼应，共同推动宋明儒学向心性实践转向。
苏轼主张以“人情”解经，圣人之道“皆出于人情”。反对脱离人性空谈玄理；批判教条化，强调“人与法并行而不相胜”，倡导灵活运用经典而非僵化遵循。提出通过“各极端持续创造中心”实现中庸，暗合陆九渊“六经皆我注脚”的主体性觉醒。
【原文】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为性命之说。嗟夫，子思者，岂亦斯人之徒欤？盖尝试论之。夫《中庸》者，孔氏之遗书而不完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三者是周公、孔子之所从以为圣人，而其虚词蔓延，是儒者之所以为文也。是故去其虚词，而取其三。其始论诚明之所入，其次论圣人之道所从始，推而至于其所终极，而其卒乃始内之於《中庸》。盖以为圣人之道，略见于此矣。
【白话】自子思撰写《中庸》后，后世儒者都奉其为探讨心性天命的根本学说。唉！子思难道也是这类（流于空谈）的儒者吗？我曾尝试分析：《中庸》本是孔子遗留下来的著作，但并非完整之作，其核心要义不过三点而已。这三条要义（明诚体道、溯本穷理、归宗于中），正是周公、孔子成就圣人之道的根基，但书中哪些虚浮铺陈的文辞，不过是后世儒者用以修饰粉饰的产物。因此，应剔除这些虚饰之词，仅取其核心三要义。《中庸》先论“诚”与“明”的实践路径（第一要义论“诚明”的入门根基），再追溯圣人之道的本源（第二要义是论圣人之道的起源），进而推究至终极境界，最终将一切归于《中庸》本身（第三要义）。苏轼认为，圣人之道的精髓，大抵已在此书中隐约显现。
【浅析】苏轼认为《中庸》是孔子思想的不完整传承，其价值仅在于三个核心要义（“诚明”根基、圣道起源与终极境界），而非全书文字。言语之中隐含了苏轼对“性命之说”空泛化的不满，主张回归周公、孔子以“诚明”为本的实践智慧，反对将学问局限于文字考据或玄虚思辨。苏轼的观点与陆九渊“六经注我”的心学主张形成呼应，均反对教条化解经。苏轼认为《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是在强调“道”需通过“诚明”与具体实践才能贯通，是呼应孔子“人能弘道”的立场，强调圣人之道需通过“诚明”与实践落地，而非空谈性命。因此，苏轼主张“去虚取实”，打破对经典的盲目崇拜，注重提炼核心思想。
概括起来说，苏轼借解构《中庸》批判将经典玄虚化的倾向，指出子思本意并非空谈“性命”，而是以明诚体道、溯本穷理、归宗于中三要义直指实践的朴素本质。他主张剥离虚饰，回归孔子“道在日用”的原始精神，强调圣人之道本应简明可循，而非故作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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