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部分城墙、城门都是1958年前后拆掉的，北京的十大建筑也是那时开始动工的。我们既是“旧城”的破坏者，又是“新城”的建设者。那时刚上初二，先是参加拆除广安门城墙，刚开始长个儿的年龄，身体中总有股跃跃欲试的欲望，但面对着诺大的城墙砖时，也是俩人才能抬动一块砖。后来，我们还有幸到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的工地上干活，不过是挖土、运沙而已。拆城墙和去工地劳动都是干些杂活，但前者算勤工俭学、后者则是义务劳动。拆和建的工作都要在建国十年大庆前完成。
大会堂建成不久，邀请曾经参加过义务劳动的学生去参观。那天，我们排着队，被人领着从东门进去，在里面转了一圏，走南门出来。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千人宴会厅，引导参观的工作人员说：同时给一千多人上菜是个“艰难活”，要有上千个灶、上千个厨子、上千个相同的菜品、在统一的口令下：预备——开始，然后专人吹哨，嘀、嘀、嘀，三声之后开始下锅。说者神乎其神，听者信以为真，好多年来我一直那样认为。直到长大后才知道他是蒙小孩，国宴如何开法，他哪能知道？不过信口开河而已。
初二暑假，我经常去宣武区少年之家打球，父亲便给我买了月票。那时北京的学生月票2元钱，巿区的公共汽车、无轨电车都可随意乘坐，原来的有轨电车，随着城墙、城门的拆除，已经消声匿迹。那年夏天，正在修建的十大建筑都在赶工期，天安门广场上昼夜施工，入夜时分、灯火辉煌、十分热闹。我和一个十分要好的同学，都有月票，晚饭后经常相约去天安门玩。我们坐在天安门前的观礼台最高处台阶上，望着眼前的三个大工地，听着轰隆隆的各种施工响声，闲聊着各自班上的鸡毛琐事、畅想着将来的美好时光。后来，十大建筑陆陆续续完工，我俩都逐一跑去看过，特别是晩上溜进正在试运行的北京站，上一趟下一趟地坐扶手电梯玩，十分惬意。
有了月票，就不光是打球时用，有空、没事便去坐车玩。北京话把这叫作＂溜车＂，相当于坐着车＂溜弯儿＂的意思。我经常和要好的同学相约着到处跑，百货大楼、王府井、东安巿场去的最多。有时晚上出去，逛够了也不直接回家，先反向坐到终点站，再原车返回，这叫坐＂回头车＂。北京的售票员对中学生特别宽松，他知道学生大多都有月票，你拿出月票，她看都懒得看，你把手揣在兜里，只管下车走人，她绝不过问。这就给了我们许多可乘之机：两张月票可以带几个没票的同学。
除了到处跑以外，还被队友带去戏园子听＂蹭戏＂。大栅欄里面的＂庆乐戏园＂、和珠巿口西边的＂民主剧场＂（后来改为”珠市口电影院”）是常去之处。每次开场二、三十分钟后，他便帶我进入，让我走前面并教我；捡票的问你时、就朝我这边摆摆手，只管往里走。我进去后回头看；见他向里面指划什么、随后便跟了进来，屡试不爽。有时候，门口根本就没人守了，可以大搖大摆地进去。后来才知道：过去看戏，晚来的多是有身份、或正宗戏迷，他们只看主角、压轴戏，而且多坐包厢，这些老戏园子仍保持这个传统；对迟到者并不多问。仔细算来，从清朝末年到五十年代，不过数十年，街道、建筑、民俗变化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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