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开始学习俄语。
俄语老师是袁家宅的仇老师。她的先生袁老师是中学教师，恢复高考后考取师范大学。后来我们读高中时，他是年级组长，教了我们三年高中数学。
为什么要学俄语呢？那时候，中俄关系正处于紧张阶段。
“学俄语是为了万一苏联人骂我们，我们可以听懂。”晨会课上，校长如是说。
这个理由一点说服不了我，就算苏联人骂我们，我也听不到呀。由于学习目的性不明确，觉得学习俄语没用处，于是带着抵触情绪学俄语，自然不可能学得好。而仇老师又是一个性格比较温柔的老师，记忆中好象从没怎么凶我们。
我们家与仇老师家还有些缘源。袁老师的姐姐家的两个孩子，都是寄养在我们家，是我妈的奶孩子，吃我妈的奶长大的。有了这一层关系，仇老师更不大会凶我。
记得有一次，我跟着校长出去开会，错过了俄语考试时间，回校后到办公室补考，考了个不及格。仇老师的脸色不大好看，说了我两句，大意是你语文数学可以学好，怎么俄语就学不好了呢？就算她批评我，也是柔声柔气的。
后来，仇老师生病了，是甲状腺那里出了问题，早上梳头时发现脖子上有个肿块，住进县医院开了刀。同学们知道后就特别担忧，一拨一拔地去看望她。去的人太多病房里呆不下，或者那时探视病人有人数规定，仇老师从病房出来站在外面走廊上，与我们见面。她人很虚弱，几乎发不出声音。
仇老师的病治好后，调去了中学，在图书馆工作。记得我们上高中时，所用的试卷是用蜡纸刻出来油印的。我们做的不少数学试卷，是仇老师帮忙刻的蜡纸，她的字迹娟秀小巧，我们都认得出来。有时袁老师在给我们上课时，仇老师给他送来刚刻好的蜡纸，一会儿功夫，印好的试卷到了我们手上。
我进了初中还是学不好俄语，后来换成学英语了还是学不好。高一时，袁老师特意与我父母联系，让家里给我买个半导体收音机用来学英语。平时他也很关心我，我学习上的情况，父母总是会去问他。
袁老师的数学课上，我时常会偷看小说。袁老师忍无可忍了就会点我名字。我到现在还能记得，他点我名字时的语气语调，他的表情。
高考时，是到十几里外的县城考试。第一天早上，我等在汽车站，袁老师骑自行车经过。他把自行车停在我跟前，让我搭他的自行车。这样，高考三天，我都是搭袁老师的自行车来回的。
三年前，退休没几年的袁老师生了绝症。得知消息后同学们都很难受，我们几个同学相约去医院看望他。他还能一一叫出我们的名字，他放在被子外的手很瘦，我禁不住抚摸了一下他的手。一周后他就离开了。
调离家乡后，我一直想去看看袁老师夫妇，却总是想等自己事业上更有成就了再去。想不到就此留下终身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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