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按察副使兼提学副使毛科致仕，毛科几年前已经在浙江严子陵钓台附近创办了桐江书院，此次致仕，便前往桐江书院养老。
贵州的同僚都不忍他离去，大家在贵阳南门为他举办了饯行宴，席间众人纷纷赋诗称赞毛科的为人和政绩，王阳明为之作赠别序，其知行合一的主张在文中已经体现出来，其序云：“君子之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用之而不行者，往而不返者也；舍之而不藏者，溺而不止者也。公之用也，既有以行之；其舍之也，有弗能藏者乎？吾未见夫有其用而无其体者也。”
毛科致仕后，朱玑（字文瑞）接任贵州按察副使，席书接任贵州提学副使，七月到达贵阳，八月聘任王阳明为文明书院主教，朱玑便让两个儿子朱光弼、朱光霁到书院就读。
王阳明龙场悟道，与一个人关系很大，他就是席书。
席书和王阳明是故交，但席书的资历更深。王阳明于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而席书是弘治三年（1490年）的进士，比王阳明早九年。弘治十三年（1500年）六月，王阳明被任命为“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与部分同僚形成了一个“西翰林”学术团体，王阳明渐渐成为其中的翘楚。席书对王阳明非常赞赏钦慕，两人就经常往来。直到弘治十七年（1504年）席书离京赴河南任按察佥事，两人失去了联系。
席书在王阳明探索圣学的道路上，既发挥了正面推进的作用，又有反面的激发作用，这源自席书本人的真诚，王阳明在解决席书的困惑中，自己的思想也逐步贯通起来。
席书是一个有独立见解而又谦逊的长者士大夫，他与王阳明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基础，那就是对举业的态度。王阳明还在少年的时候，就认为登第不是第一等事，成圣才是他的追求。
席书则看到了举业本身的弊端，他明确指出举业之学与古圣贤之学是割裂的。在科举道路上行走的人，所奔走者形势，所趋向者利禄，按照举业的要求攻读古代圣贤的学问，不但悟不透其中的真谛，而且往往不关心圣学的根本是什么。
作为教育主官，他发现书院的学生无非属题命意，改课文，锻字句，以迎主司之意；裁新巧，以快主司之目。朝廷以是取士，学生以是挟策，老师除了教这些没有其他东西可教，学生除了这些，没有其他东西可学。席书自问，难道这是科举取士的本意吗？科举成为获取功名利禄的手段，人们终生研读五经，无非是为了功名利禄，科举把一大批真正的英雄豪杰都耽误了。
但是，举业又给贫寒之士向上进步的机会，韩愈就是在学习经典中悟道的，朱熹认为不是科举本身累人，而是人们自己被科举牵累了。
这就是席书的困惑，他的问题是如何把举业和圣学统一起来，这是他作为提督学政所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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