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朱雀街总该有过那样的清晨，金吾卫的梆子敲过五更，翰林院的烛火还映着诗人官员的笔锋。他们蘸的是墨，写的是策论，字里行间藏着的，却是不肯折腰的倔强和耿直。
就像王维在《老将行》里写的“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明明知道直言武将功过会触怒权贵，偏要把公道话写进诗里；李白仗着“天子呼来不上船”的狂气，敢在金銮殿上让高力士脱靴，忘了帝王家最忌“无礼”；就连温和的杜甫，也会在《三吏三别》里揭开乱世疮疤，把百姓的疾苦摆放到朝堂眼前，全然不顾会不会惹来龙颜大怒。
他们不是不懂“圆滑”二字。长安的官场里，有的是见风使舵的人，有的是缄口不言的人，可这些诗人官员，偏要做那“撞南墙”的人。因为在他们的心里，“官”不是锦衣玉食的凭证，而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责任；“诗”也不是消遣的笔墨，而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担当。所以韩愈敢写《谏迎佛骨表》，哪怕被贬潮州时感叹“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也没后悔过直谏；柳宗元被贬永州，在《永州八记》里写尽山水寂寥，却仍在信里说“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那份耿直，是刻在骨血里的，贬谪的路再远，也磨灭不掉。
如今再读那些贬谪诗，倒也觉得有几分趣味。我们总说现在的人爱“八面玲珑”，遇事习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回头看盛唐那些为官的诗人们的贬谪之路，会发现那个时的耿直，从来不是“愚笨”，而是一种选择。
就像一轮明月，照过长安的朱楼，也照过岭南的瘴江，不管诗人被贬到哪里，那抹如同月光一般的倔强和耿直，总在诗里面亮着。或许我们不需要人人都去“直谏”，但偶尔想起那些在被贬路上写诗的人，就会明白，有些声音，哪怕隔着千年，也该被记得。因为，那是一个时代最清亮的回响，也是人们心底最该留住的赤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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