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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17天，或听或看，断断续续读完了张宏杰的新作：《中国国民性演变史》。合上书，眼前出现了一条河，一条发源于历史深处的、谜一般的长河。是的，我想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长河”，同时还知道这条河里的水每一滴都大有来历。
史学家通常认为，这条河的长度为5000年，其实远远不止，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哪怕是传说，仍然是历史，并且会影响后来的历史。
“长河”流经之处，中国的史学家把它分为若干段，并命名为春秋、战国、秦朝、汉朝......直到民国。
然而河流是不可能截断的，春秋进入战国，春秋的人，春秋诸子百家的思想，春秋老百姓的生活习惯以及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并不会留在春秋，而是一股脑儿进入了战国。就好比新中国建立后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你仍然可以看见不少三寸金莲的老太太，她们是“旧社会”的过来人。我小时候见过不少过来人，狗屎巷的唐婆婆，邻居赵婆婆，都是尖尖脚。这就不难理解，“新社会”不可能把从前的“社会”排斥在外，另寻一处地方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河水就是这样，有源头，同一条河，下游不可能拒绝上游的水。
读罢张宏杰这本书，你会发现中国的皇权统治，怪不得秦始皇，专制统治源于法家思想。郡县制，还有书同文、车同轨也不能怪——说错了，不是怪，而是不能归功于秦始皇，在他之前，商鞅已经在推行了。
对了，说起郡县制，在商鞅之前，春秋中期，楚平王就是这么干的。商鞅比楚国晚了300年。汉代秦，或者说秦“流”进汉，分封制顽强地冒出来，刘邦分封刘姓诸王，实行郡国合一，导致后来的“七王之乱”。
忽然想到了鲍尔吉.原野笔下的河，一路东流，带着各地的方言和民间故事，汇入长江、大海。
在我看来，小河也好，长江也罢，一路上只干了一件事：“融合”。
我的家乡有三条河，中河、北河与毗河。三条河在县城赵镇的梅林公园处汇成了沱江，七弯八拐，最终汇入长江、进入大海。大海里，不知道哪一滴水，藏着家乡的故事，或者，藏着贺麟的哲学思想，又或者，藏着流沙河的一首诗。还藏着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故事，包括我的故事，因为不够宏大，没有人提起。
读到了张宏杰的遗憾：中国的封建社会太短暂，贵族消失得太早了，比欧洲早了二千年。
怎么说呢，不同的土壤长出不同的庄稼，不同的制度塑造不同的人性，时间越长，越容易固化。欧洲那边，贵族精神已经固化成了深深的烙印。贵族精神，绅士风度，因为长达千年的熏陶而得以代代传承，并且在传承过程中孵化出了宪政和民主。春秋时期诸子的思想中有没有宪政和民主的萌芽？有。可惜随着皇权制度过早的出现，再也没有成长的机会。长达千年的皇权制度，固化出了鲁迅深恶痛绝的国民性。
张宏杰认为，秦始皇唯一的创新是当皇帝，而皇帝制度是天底下最自私的制度。这种统治制度的根本特征是，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皇帝一个人的意志大于所有臣民意志的总和。整个国家，就是给皇帝提供服务的庄园，全体臣民，其生存的意义都在于为皇帝奔走。一切制度安排，都以皇帝一人的利益为核心。
黑格尔则认为皇帝制度是一种“普遍奴隶制，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包括宰相，都是他的奴隶”。
是的，皇帝制度下，整个国家内没有任何可以与皇权相抗衡的力量对皇权进行有效制约。皇帝可以任意侵犯任何一个阶级的利益。一切利益都依靠皇帝的恩赐，一切权利都变得没有保障。秦始皇以前，中国社会虽然动荡、混乱、征战不休，但是却是自由、开放、多元的。一个知识分子在这个国家实现不了自己的抱负，感觉这个国君不尊重知识，不尊重文化，他可以到另一个国家去施展。现在他没别的选择了，他只能生活在一个皇帝的统治之下，他没有了逃亡的自由，失去了用脚投票的权利。
余秋雨先生认为君子人格是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殊不知到了清代，“君子”更容易引起皇帝的警惕，并遭到严厉的打击。
原来，儒学固然有维护“纲常”的一面，同时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独立的一面。儒学一方面要求其信徒尽力为皇帝服务，另一方面也要求他们不能放弃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坚持和对精神价值的追求。清代皇帝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过于在乎自身的名誉，也会妨碍他们全心全意地、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妨碍他们成为绕指柔的奴才。
为了彻底把大臣改造成奴才，雍正帝提出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大臣们不但不能图利，也不能“好名”。因此清代的内阁成员都周密小心，不图虚名，谨慎小心，缄默持重；坚持不做政治家，而只做大秘书；不做思想者，只做执行人，成为一个有才干、有风度、没思想、没坚守的奴才典型。在明主身边，他们是襄赞有功的能臣。在暴君身边，他们也会是一个避祸有术的“态臣”。
西方史学家对古代历史的划分，依据的不是朝代，而是时间，就三段：远古，中古，近古。他们的目光，投向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足以影响或改变历史的事件，着眼于探寻真相，弄清楚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和为什么会发生，强调对历史本身的批判性分析和解释。
从历史分期不难看出，中国史家的目光投向的是皇帝，其次是名人。他们倾向于宏观叙事和道德评判，给当今皇帝提供一面资治的镜子（资治通鉴）。当历史的长河频频出现巨大的旋涡，他们从不深究，答案只有四个字：治乱循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恶性循环？
中国精英们痛切感受到国民性问题，是在戊戌变法之后。
长达二千年的皇权统治，会塑造什么样的国民性？
如何改造国民性？
从梁启超到鲁迅和胡适......先贤们一直在呼号，在探索，在启蒙。
张宏杰谦逊地说，《中国国民性演变史》缺乏严谨的学术考证，只能说是他的读书笔记。写这本书，他读了上百种著作和资料，好多书我都没听说过，这就意味着，他读过的那些书，我也间接地读过了。
好书太多，生也有涯，所以，不要嫌弃别人嚼过的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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