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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游标卡尺 网图侵删
先生笺《全汉文 卷二〇》枚乘《上书谏吴王》，以为“夫铢铢而称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句，与上下文不顺不贯，虽然与前后两节夹持推挽，仍然倔强不肯和同从众。大概是因为“文富而律不严，铺比而未熨帖，于词徒生节支，与理全无伦次”。是句，给人误会是劝人毋繁琐恪细，宜执简居要。观全文，实际上是说防微杜渐，知几慎始。是先生之批评也，当是古文之弊端，叙事说理洋洋大观，而其中逻辑，忽略不计。
枚乘之意，是防微杜渐，观其所对策，仍是君子自重，以人为主要也。盖此公未尚实验，至少没有生活经验：如果工具不对，人的能动性再强，亦是无济于事。“铢铢而称之，至石必差”，古代之称量容量，用的是升斗。这两种工具，虽然有官制标准样式，但是人往往不依样式而来，收粮用大斗，出粮用小斗。此为地主收租，粮店收卖之常用手段。后来到张居正，用一条鞭法，不再收取粮食，只收取银子，这个弊端才停止出现在官府收赋税上。但是，人的能动性是取之不净的，他们又增加了羡耗。到清朝同治年间，观《杜凤治日记》，羡耗是不统一的，多少往往掌握在胥吏手中。就某所观前两册，广东广宁县银一两正税收取银一两八钱五分，羡耗达到百分之八十五。后来，杜氏到四会县，该县为一两八钱，羡耗为百分之八十也。蒋益澧时为广东巡抚，为减轻大众负担，上书户部，要求羡耗减至四钱到四钱五分，为广宁士绅利用，方有“广宁粮控案”。
观之自夫子始，到龚自珍终，吾国之政治家也罢，阴谋家也罢，往往强调道德水平而不是法制水准。在他们看来，只要道德变强，什么问题皆可以解决，这就是道德决定论。反观西方，他们不相信人性，不相信道德，只是相信工具之完备。比如测量长度，用米尺，测量精度，用游标卡尺—据说王莽时代，吾国亦有游标卡尺，未知确定否？这两种思维方式的不同，才是科学技术在我国不发达之原因。
求人未若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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