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大概是从四岁开始记事的吧,或者更早点,我记不清了。
总之那时候我们家还不住在县城,而是住在县城下面的一个小镇上,进城需花三十来分钟的车程。那时候进城的路还是简陋的石子路,所以三轮车一路上“嘚嘚嘚”,人坐在里面浑身的骨肉也跟着“嘚嘚嘚”,“嘚”得脸皮打颤、上下牙打架,等到达目的地时,小腿基本上也已经“嘚”麻了。
那时候我父亲在二爷爷开的石头场里干事,石头场开在我们当地的一座大山脚下,那座大山的名字我记不得了,反正离家也不算太远,走路大概四十多分钟就能到。
我父亲每天早上天蒙蒙亮就骑着自行车出发,白天一整天都在场里忙活,到了晚上天黑了又骑着那辆自行车回来。他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向我伸出他那双温暖有力的大手,将我举起来,架在他肩上,然后绕着方桌在堂屋里转悠,我母亲就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我们,那是我童年时代每天最开心的时候了。
有一天晚上,父亲回来后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抱起我,我为此气鼓鼓的,蹲在墙角处,嘴撅得老高。
父亲看了开玩笑说:“敏儿的嘴都可以挂粪瓢啦!”然后他从自行车车篮里拎起一个鼓囊囊的蛇皮袋,轻轻放在水泥地上,他在蛇皮袋旁边蹲下来,并招手叫我过去。
我很好奇蛇皮袋里究竟装了什么,自然就不计较他没抱我的事了,立马屁颠儿屁颠儿地跑了过去。
“你猜里面装的是什么?”
“不知道。”
“你摸它一下。”
于是我小心翼翼地伸手去摸,蛇皮袋里的东西突然动了动,吓得我赶紧往父亲身后躲。
“蛇!是蛇吗?”我那时候还小,没见过什么世面,能想到的最可怕的东西应该就是蛇了。因为听隔壁王奶奶说她家房梁上就出现过一条,身子有碗口那么粗。我问她为什么蛇会出现在房梁上,她说蛇很狡猾,想趁人不备咬上一口,再顺着房梁溜走。
父亲大笑起来,解开蛇皮袋,一只黑白相间的小狗从里面爬了出来。
“小花狗!”我立刻不怕了,还主动走上前去摸。王奶奶家的毛毛也有一只狗,不过是黑色的,虽然长得有点丑,但我一直都悄悄羡慕她。
“它可不是一般的狗,它是石头场里那两只狼狗生的。”
“那它以后也会长成大狼狗喽?会比毛毛的小黑狗大吧?”
“那是自然。”
“它叫什么名字呢?”
“就叫它‘小花’吧!”
后来每天我都带着小花在镇上闲逛,毛毛看到了就说小花是杂种狗,只有杂种狗才毛色不均。我满不在乎,因为我知道毛毛是在嫉妒,嫉妒小花比她的小黑狗长得好看。
过了一年,二爷爷将石头场转卖给了父亲,我们一家就搬到大山脚下去了,住在二爷爷住过的平房里。平房由两间卧房和一间厨房组成,从外面看四四方方、灰不溜秋的,像极了石头场炸药库里的炸药包。平房外面有口井,工人们干事干累了就来打水喝,顺带坐下来休息,休息好了就接着上山干活,放炮的放炮,拉石头的拉石头。
山上的碎石机整日“轰隆隆”地响个不停,震得大地也在抖,像人的脉搏一样,很有节奏。有一次我跟着父亲去看碎石机,站在石块倾倒口处,我看到巨大的石块被一张血盆大口吞下去大嚼特嚼,“嘎嘣嘎嘣”,我想象自己也掉了进去,骨肉被嚼得稀巴碎,再顺着长长的管道和石子一起往外流,想着想着不禁打了个寒战。
绞碎的石子都是要运出去的,至于运到哪,我不知道,我也没问过父亲。大概每过四五十分钟,就会驶来一辆运石子的大货车,大货车经过的地方,尘土飞扬,呛得人睁不开眼。我就在这尘土飞扬的大山里生活了一段时日。
到了那年寒冬的时候,我听到母亲跟父亲说想把我送去幼儿园念书,因为山里每天都在放炮,而我又喜欢乱跑,况且我也到了该念书的时候了。
于是那天傍晚,奶奶来了,她穿着棕红色夹袄,脚踩一双灰棉鞋。她身材矮小,但还算健朗。她是来接我进城的。她说要带我去城里婶婶家住,她家在城中心,那里有座大寺庙。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跟我说寺庙的事,也许是她自己信佛的缘故。
我那时候并没意识到离别是件令人难过的事,因此答应得很爽快。我甚至想象坐上大货车走时,隔着车窗跟父母亲挥手告别是件很有意思的事。但是我们等了很久,等到天黑时也没等到运石子的大货车。
“看样子今晚是没有车了。”母亲说。我浪漫的想象泡汤了。奶奶说她可以先带我走回镇上去,明早再坐车进城。母亲说这么晚了,她不放心,所以执意要送我们回去。
我们三人走在寂静无人的石子路上,两旁是大片大片的野地,有许多高低不平的坟头。晚上的风凉飕飕的,吹得人脊背发毛。好在一弯月亮高高挂在天上,虽然看起来也很冰凉,但还是光亮的。我们走得很快,不到半小时就回到镇上。
“敏儿,以后要听奶奶的话。”在奶奶家门口,母亲蹲下身子叮嘱我,随即起身便走。
我愣了一两秒,然后哭喊着追过去,一直追到屋后的石板桥那儿,被赶来的奶奶拉住。母亲远远地回头看我,又说了句“要听话”,然后再也没回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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