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最早在文艺领域透露出来，对整个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著名的前后《赤壁赋》是直接议论这个问题的，文中那种人生感伤和强作慰藉以求超脱，都在一定程度和意义上表现了这一点。
无论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提问”，或者是“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的“解答”；无论是“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的“排遣”，或者是“道士顾笑，予亦惊悟，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的飘渺禅意，实际都与这种人生空漠、无所寄托之感深刻地联在一起的。
苏轼的词则更为含蓄而深沉地表现了它：“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凄凉，夜来风雨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料峭春寒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传说，苏作了上面所引的最后那首小词后，“挂冠服江边，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石林避暑录话》)，正睡大觉哩，根本没去“江海寄余生”。本来，又何必那样呢?因为根本逃不掉这个人世大罗网。也许，只有在佛学禅宗中，勉强寻得一些安慰和解脱吧。
正是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人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里没有屈原、阮籍的忧愤，没有李白、杜甫的豪诚，不似白居易的明朗，不似柳宗元的孤峭，当然更不像韩愈那样盛气凌人不可一世。
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
无怪乎在古今诗人中，就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只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的陶渊明，才是苏轼所愿顶礼膜拜的对象。
陶潜的诗在唐代并不显赫，甚至也未遭李、杜重视。直到苏轼这里，才被抬高到独一无二的地步。并从此之后，地位便巩固下来了。苏轼发现了陶诗在极平淡朴质的形象意境中，所表达出来的美，把它看作是人生的真谛，艺术的极峰。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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